中国区域经济腾飞与商帮崛起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辜胜阻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民企困境。

　　温家宝总理讲我们要有忧患意识，我们这个时代从好的方面看，我们中国的经济没有硬着陆，软着陆到9%，9%还是高位，这是繁荣的方面，但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从外患来讲是全球政府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现在还不能讲是后危机时代，应该讲是危机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次贷危机，第二个阶段是政府的债务危机，现在来看政府的债务危机非常严重。

　　从内忧来看，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调查中所感受到的内忧。我年初的时候去浙江，我提出浙江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三荒”、“两高”。

　　“三荒”，第一是人荒，体现为招工难、流失多、成本高，去年的成本至少上到了20%；二是钱荒，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成本非常高；三是电荒，这在浙江表现得非常严重，浙江那些地方经常停电，还有的地方表现为水荒等。

　　“两高”，一是高税费，税收高，税外费多；二是高成本，中小企业头上有“九把刀”。

　　中小企业生存困境三大表现：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难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但是今年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二是十分严峻的“用工荒”，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用人成本高，珠三角过去的低成本时代已经不可再续，10年前加入WTO的时候当时是说中国很便宜，1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讲中国不再便宜；三是来势凶猛的“高成本”。这三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

　　根据我的调查，有10%的企业处于升级阶段，20%的企业在转型，但70%的企业面临生存困境或者被淘汰。上半年我去温州，温州有20%的企业倒闭，现在报道表明温州有40%的企业在倒闭，当然有相当多企业是面临生存困境。

　　融资难在中国有它的特性，银行也是一种企业，特别是大银行，它有大企业、大项目垫后，但在中国还有个重公轻私的问题，贷给国家跟贷给民营企业的责任追究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机制体制造成了在我们国家有重公轻私的现象。

　　为什么讲今年的融资难前所未有呢，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得不到贷款，90%的中小企业不能从正规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浙江80%的小型、微型企业只有靠民间借贷，这是难或者说得不到；二是融资贵，民间借贷，包括地下钱庄在内，造成我们的利率双轨制，比如官方的利率非常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大概在7%左右，浙江最高的民间借贷达到了180%，极端的达到240%，大概一般状况在官方利率的10倍左右；三是融资险，有企业开玩笑是不借高利贷马上就死，借高利贷也是慢慢死，还有人讲借高利贷是早死，不借高利贷是等死，不借的话资金链断了就完了，这是现金为王的时代，资金链断了马上就死了，但借高利贷等于是早死，这是融资问题上的纠结。四是融资乱，不仅是个人的资金，小型微型金融机构，海外热钱，还有上市公司也把资金转到民间借贷的市场中去，追逐高利率，国有银行也有逐利性，我们叫它暗度陈仓，非常乱，有人说民间借贷只能梳不能堵，我说这个话不对，银行上市公司都做民间借贷了，难道不应该把它堵住吗？但是我是赞成多梳少堵，我后面会讲我的观点。

　　第二是越来越严峻的用工荒，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人工成本高。我们一边是农民工的用工荒，但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业难，这是就业的纠结。

　　第三，企业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九种因素叠加，原材料进价、资源环境代价、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利率、汇率、税率、费率，这九把刀使企业不再便宜。

　　二、粤商文化的特点及其比较分析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变化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用今天的话讲是商帮的崛起，商人阶层的崛起。30年前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但文革期间把它称作“臭老九”，小平同志为了解决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也只有两个阶级了。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商人阶层，或者叫企业家阶层，还有一个是农民工阶层，这两个阶层对中国经济的辉煌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东就得益于这两个阶层。过去东莞人讲两句话，把全国全球能干的人弄到这里创业，把全国的农民工弄到东莞来打工。就是说这两个阶层对广东、对东莞今天的繁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商帮或者说民营企业家的崛起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代企业家。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90年代初期的第二代，还有加入WTO为标志的第三代。第一代是1992年之前创业，比如柳传志等；第二代是1992年之后创业的企业家，当时有10万人从体制内下海，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叫“下海”，官员下海，政治精英、科技精英以及文化精英都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第三代是加入WTO以后，也就是10年前出现的一代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是互联网经济的弄潮儿，相当多的人有海龟背景，熟悉国际规则，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

　　我做了一个比较，如果要分析商帮的话，刚才讲到的高利贷现象，温家宝总理去了温州，有人就说温总理为什么只带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去，为什么不带公安部长去？他就觉得高利贷是非法的，应该依法处置。但对高利贷现象应该怎么看，我后面会讲，但是高利贷现象背后也折射出商帮的特性。东莞人讲我们这里高利贷没有那么严重，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东莞是中国的风暴眼、重灾区，当时没有订单，外企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温州成了风暴眼、重灾区，表象看起来是高利贷，实际上是实业的空心，大量民间资本成为热钱、游资，有人说浙商敢冒险，想好再干，有一百万，做二百万的生意；闽商更冒险，干了再想，有一百万，做五百万的生意，他们是拿大量的钱打广告；粤商更谨慎，多想慢干，有一百万，做五十万生意，粤商更务实，更谨慎，当然这样一种比较和归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他们之间的不同特点。

　　三、商帮文化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今天广东的辉煌离不开粤商的崛起，区域文化本身和商帮是连在一起的，有人说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又在教育。

　　区域经济文化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我们现在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但还有一种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中间最重要的是区域文化，像创业精神，温州人就是人人都想当老板，创业精神非常强，创新意识强，还有流动偏好；浙商就是流动偏好非常强，浙商有三个特点：信用观念、合作意识、开放思维。这六个方面构成了区域经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说文化是商人的基因，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土壤，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生态，所以文化对于一个地方的商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的决定，文化不仅是一种产业，文化不仅是一种事业，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涉及到企业家精神，所以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开这个论坛我觉得非常好，六中全会当中有很多决定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问题，也涉及到产业、事业。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和商帮文化是融合的。东部沿海有它自己的文化，中原地区有它的文化，西部地区也有它本地的文化，长三角是吴越文化，珠三角是岭南文化。

　　刚才讲了，浙商的流动性非常强，第一个浙江是地域上的浙江省，第二个浙江是到全国各地的400万省外浙商，第三个浙江是约100万海外浙商，这三个浙商所产生的经济规模差不多，浙江还有一个是创业意识、老板意识非常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浙商”，浙商集聚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侨商。浙江是内源式发展模式，跟广东不一样，它是自我奋斗、自我发展、自我超越。

　　岭南文化和广东经济的腾飞。岭南文化是实利主义，这个后面我要做很多比较。

　　广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得益于粤商的崛起，广东现在的GDP是全国第一，相当于70%的韩国，1.67个台湾，3.23个新加坡，3.19个香港。如果和其他的省相比的话，相当于1.14个江苏，1.69个浙江，2.71个上海，3个湖南。广东人均GDP在全国排第七，所以广东现在提出来要把蛋糕做得更大，做得更大以后才能使得人均GDP的位置前移。

　　下面我们谈解构粤商文化。

　　我想会上有很多人讨论粤商有三个商帮，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那么粤商文化的纵向比较也可以追溯到明朝以前。大家认为粤商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包容性、务实性、平民化。粤商文化的传承点有六个特点：务实精神、平等意识、勇于创新、兼容并包、灵活应变等，我们的前任省长黄华华也讲“敢为人先是基石，务实创新是灵魂，开放兼容是精神，利通五洲是特色，达济天下是重要的体现。”

　　我们来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北京商人的特点是能侃心诚，重政治创神话；东北商人是重酒重友重情；宁波商人是敢闯敢冒，世界任我行；温州商人：做生意不贪大，从小处着手，但现在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一部分温州商人热衷于赚快钱、大钱；福建商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拼搏意识比较强。

　　我们可以把广东和浙江进行一些比较，两者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广东融合了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还有我特别欣赏深圳移民城市的移民文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超过14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1200万，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曾经讲过“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美国高科技典型样本是硅谷，温州在某种意义上很类似，它是一个移民城市，硅谷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是最容易具有创新精神，因为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把浙商和粤商进行比较。有人说粤商敢为天下先，有一句话“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粤商有一个特点是淡薄政治，可能在所有的商帮当中粤商是官本位意识比较淡薄的，他们在教育子女过程当中，有人讲过去粤商教育孩子时说“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让你当干部去”，当然这可能是典型的粤商，对政治比较淡漠。

　　我们可以对中国历史上五大商帮进行比较。在政商关系上，徽商是典型的红顶商人，新中国成立以前最成功的商帮是晋商，这个商帮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官本位的意识不强，商本位意识很重，但晋商做生意也是官商连在一起。从冒险精神来看，浙商是看了再做，闽商是做了再看。还有人说粤商是一个沉默的商帮，务实赚钱，少谈政治，“闷声发大财”，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踏踏实实，不虚张声势，一步一个脚印，比如有些大商场开业时，老板去擦玻璃，这也体现了一种文化。

　　下面对粤商实力进行比较，胡润百富榜（800人），如果从总部来看，广东在800个人中间有136个，超过浙江的127个，排名第一，这是从总部来看。但如果从出生地来看，浙江排名第一，151人，广东只有82人。这个很有意思，企业是办在广东，但这些人很多出生地是在浙江，所以从出生地来讲，中国最有实力的商帮应该在浙江，但如果从企业所在地来讲，可能最有实力的商帮在广东。但从财富500富人榜来看又有差异，浙江是五分天下有其一，广东只有60人，这是500强，刚才讲的是800强，500强和800强反映出来的规律不一样，如果从去年的500强来看，浙江是五分天下有其一，我们在500强中只有60人。

　　我们说浙江的经济有三件法宝，即块状经济、专业市场、民间金融。我认为对当前的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应该正确地看待，浙江如果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浙江的今天，现在的问题是去高利贷化，而不是打压民间金融。粤商一个是开放前沿、广阔空间。粤商是满天跑，也到外面去，相对浙商来讲还是要少一些，因为广东有广东的空间。

　　四、在转型升级中开拓新粤商文化

　　有人说粤商的文化有局限性，专门有一篇文章讲了六点，即稳健有余，保守过度，务实过头，务虚不足，单打独斗，很少合作，大气不够、内敛有余，重战略性短期，不善于长期运作。针对这个局限性，我想在演讲结束之前讲三点建议，就是发展新粤商文化。

　　第一要弘扬竞合精神，增强协同意识。作为一个商帮来讲，一方面企业和企业之间要竞争，但同时也要合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可能大于竞争。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曾如此评价广东人，他认为粤商是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敏捷活泼，擅长掌握新的技巧，但这些技巧总的来说是商人的技巧、小受益人的技巧，他们是长于为自己利益而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者，所以说我们要发展商会，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合作，这是傅高义对粤商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新粤商的文化应该要有合作共赢和团队理念。三大商帮里面潮汕商帮则忧为注重内部的人际关系，“抱团”意识最为鲜明，浙商特别是温州商帮在所有的商帮当中抱团意识是最强的，也可能太过，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协同、合作、抱团，这个要好好思考，现在是合作重于竞争。

　　第二要弘扬创新精神，以创新驱动企业转型，“腾笼换鸟”非常重要的是要实现创新驱动，比较广东高科技产业的效益，相对江苏来讲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创新是有潜力的。我们的民营企业有先发优势，但现在也面临三大障碍，我们的强势企业数量集聚度不高，特别是跟浙商的比较来看。

　　第三要处理好政商关系，避免“官可病商”陷阱。我觉得粤商最要注意的是政商关系，比如徽商强调官商互济，晋商经营票号业的同时也是与政治关系密切，粤商淡漠政治，在他们辞典中是“政治当不了饭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郑观应就曾断言“官非但不能护商，而只能害商”。按照党的文件，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但现在的现实是政府在配置资源，特别是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获取利益，就要打通关节，就要经营关系，这种状况下就有了一种扭曲的政商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贪官背后有不法商人，不法富豪和贪官联系在一起。这个我们首先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这样官商关系才能不被扭曲。我们现在是成也政商关系，败也政商关系，我们看有多少富豪进了医院、进了法院？进法院的很多都是败在政商关系上。所以给我的印象，广东在政商关系上是处理得比较好一些的，所以我们应该弘扬我们商帮的传统，怎么样处理好政商关系，避免“官可病商”的陷阱，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句忠告。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