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观粤商研究的成果，有基于历史学视角对粤商群体及其区域影响力的研究；有基于文化学视角对粤商文化特色及商业精神的研究；有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对粤商的模式、多元化与专业化、新粤商和粤商企业的研究。梳理和评点已有的粤商研究成果，剖析和审视当代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促进和指导粤商企业和粤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粤商研究；粤商区域影响；粤商精神；粤商模式；粤商企业

　　[作者]欧翠珍，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510320

　　[中图分类号]F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75－006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全国各地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帮”逐渐成为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关注对象。广东因得天时地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对“粤商”的研究自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命题。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视角出发，对粤商的成长历程与特点、粤商的行经轨迹与区域影响、粤商的文化个性与商业精神、粤商的发展模式及经营特点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构。本文将梳理和评点已有的粤商研究成果，剖析和审视当代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未来的粤商研究能在秉承严谨学术精神的氛围中得到更好拓展。
　　
　　一、基于历史学视角的研究
　　
　　历史学的研究路径较早为前人所践行。如有关“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等的研究中就有大量有关粤商的形成、粤商的历史特征等文史资料。但从“商帮”的意义上对粤商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关注和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实践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方面的成果既有大量的研究论文，也有若干研究论著；既有基于整体的分析，也有基于具体区域的研究。

　　1、对粤商发展历史的整体研究。如黄启臣、庞新平将明清广东商人置于全国和全世界的大历史环境中考察，分析了广东商人对世界海洋经济史和海洋文化史的贡献，并论述了明清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把广东与国内外市场联为一体，不但加速了广东近代化的进程，也逐渐将近代化的风气传播于祖国内地…。邱捷认为近代的广东是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和商人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在于，在20世纪的头20多年，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韩小林指出，在整个清代特别是清中期之后，粤商的商业活动遍及于全国各主要地区，西起甘肃、四川，东到江浙、上海，北起天津，南及广西、海南，都是粤商的势力范围。刘正刚、许云则是以当今定义的“泛珠三角”范围(指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的“9+2”超级经济圈)，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粤商与清代泛珠三角经济交流。

　　2、对粤商区域影响力的历史研究。粤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自身的成长与壮大，而且体现在对广东以外区域的辐射和影响。根据影响程度的大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粤商西进对广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出自广西的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如黄滨针对粤商西进对广西圩镇的发展、对催生广西近代工商业包括百货、批零及典当业和私营金融业的萌芽与成长等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近代粤商渗入广西的商业路线和业务内容探微》通过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对粤商人桂的基本商业路线及基本商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出结论认为：凭借特定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业务，入桂粤商在广西营造起了相对独立的、在广西城镇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行业系统；而《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行业的缔造——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的跨域探源》提出，明清时期广东市镇经济行业的长足发展与广东商人的源源入桂，给素来“鲜少商贾”的广西市镇注入了一支极其重要的工商业力量，他们在广西建立起来的各类经济行业，构成了明清时期广西市镇经济行业的主干部分。侯宣杰的《清代广东会馆与粤商的本土化发展——以广西为视域》认为，清代进入广西城镇的粤商创立并依托会馆，保护其产权利益，构建以亲情乡谊为基石的商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异地经营的成本，推动自身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促进了清代广西商业经济的发育和成长。

　　(2)近代粤商对上海等地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出自上海的学者，也有出自广东的学者。如上海学者宋钻友的论著《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开创性地研究了粤商的人口来源、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同乡组织、区域特点，展示了这些粤商在上海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对于金融、商业方面着墨尤多。书中关于广东同乡组织的运作特点、不同县级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区别、广东人的宗教与信仰、粤商的商业伦理等问题的论述言必有证，富有创见，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论文《上海潮商的行业分布——纺织、钱庄、进出口业》对上海潮商的重要行业作了翔实介绍，并分析了潮商对近代上海工业、金融业、贸易业的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粤资金融机构与旅沪粤商商贸活动之关系——以国华、广东银行为中心》则以国华银行和广东银行为中心，对上海粤资金融机构进行详尽考察，作者认为，同乡认同不仅对粤资金融机构的创立及其业务开拓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加强了上海与华南、香港、南洋的经济交往。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林辉锋在《广帮与潮帮：晚清旅沪粤商管窥》中论及，鸦片战争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广帮、潮帮庞大的移民群体的迁入，对晚清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习俗转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进而影响到了晚清政局。

　　(3)近代粤商活动对境外国家的影响。如黄启臣等的《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分析了清代大批广东商人前往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并在日本各港市经商创业和定居，在日本商界和华侨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高伟浓、杨晶的《19世纪80年代中朝通商之初到朝鲜半岛的广东商人》对当时广东商人在朝鲜的分布及具体从业情况、活动范畴等进行了分析。徐名文、沈建华的《潮商在柬埔寨的二百年》对潮商移居柬埔寨的过程及在柬埔寨癌动足迹进行了历史学探寻。

　　总体来看，基于历史学视角的粤商研究时间较早，研究成果较多且有一定深度和广度。
　　
　　二、基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
　　
　　对商帮的研究之所以兴起和盛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的商帮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且正是这些不同的特色和个性，一方面会因其积极的一面助其商帮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因其不足的一面而陷其商帮于成长的困境。基于文化学视角的商帮研究正是对这种商帮之间的差异进行文化学上的探源，这是对任何一个商帮的研究都绕不过的路径。

　　对粤商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条主线：

　　1、粤商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商业精神。王先庆认为，“粤商”独特的个性特征既造就了“现代粤商”强大的生命力，又带来了制约自身发展的新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粤商具有市场敏感性强、接纳和包容性强、讲求实效和稳健、注重实干和苦干等优点。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稳健有 余，进取不足，保守过度；务实过头，务虚不足，忽视形象宣传和品牌包装推广；单打独斗，很少合作，很少积极主动地参与战略联盟式的并购或合作；重战术、轻战略，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后劲。他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个性特点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主张。欧人以岭南文化为切入点，总结出广东商人的商业精神为：全民皆商的重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重利不务虚的务实精神和“借鸡生蛋”的变通精神。王义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粤商精神突出表现在包容、务实、敢为天下先等方面，然而近年来正在经历从汇聚融合到合作发展、从先行一步到再闯新路、从灵活善变到自主创新、从精明务实到战略思考、从“只干不说”到广泛对话、从小富即安到和谐安详的全面变迁。刘志坚的分析了粤商在长期的发展中，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岭南海商的开拓冒险、崇尚家族宗族及社会资本、开放兼容、重商等诸多文化特点。程宇宏等更提出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定义粤商，即粤商是指“主观认同某些价值观念或其经营行为体现出某些价值取向，与广东文化(岭南文化)呈现高度相关的企业家群体”。

　　2、粤商与其他商帮的特色比较。如周兆晴在《新粤商》中提出“实用主义”和“不喜抱团”是粤商的两个重要思维方式，并针对很多人以为这是粤商“缺乏战略、长远和全局眼光”、“粤商商会较少而流于形式”的说法，对粤商的这两个特色进行了辩护和褒扬。认为“实用主义”说明粤商“注重中短期目标、操作性和灵活多变”，“不喜抱团”说明粤商重视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而黄永军就“浙商凭什么就超越了粤商”的分析中认为，粤商曾凭借天时地利的先天优势率先致富，而草要出身的浙商在历经艰苦的创业修炼之后超越了粤商，这是浙商作为一种商帮的胜利，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胜利。与粤商的“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特点相比较，浙商虽90％以是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正是这种追求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得水、如鸟在林。陈梅龙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提出，相比晋商和徽商，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了时代后面；而相比甬商(宁波商帮)，二者均为近代商界的领头雁，同为沿海商帮，几乎同时在鸦片战争后崛兴于沪上，但甬商很快超越粤商成为沪上最重要的商帮。究其原因，一是粤商没有甬商资力强大的金融业作为资金支持，二是粤商在沪上不如甬商有地缘优势，三粤商在沪上明显不如甬商团结。刁宇凡在《浙商与粤商的全方位比较》中阐述了两大商帮的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的异同。黄华在《“粤商”文化的创新研究》中，将粤商研究与企业文化联系起来，认为粤商企业文化的发展

　　此外，还有学者从粤商与儒商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粤商。如戢斗勇认为粤商与儒商属于交叉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为了实现新粤商素质的提高，应当提倡现代新型儒商的价值取向，造就一代现代新型儒商式的新粤商；张明富认为在广东顺德、东莞、南海、佛山、宝安，“贾而好儒”的商人占商人总数的52％。还有学者针对粤商中的支流进行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如王文科的《潮商的文化特质与取向选择》和林济的《论海外潮商家族文化的心理嬗变》对粤商中的潮商的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看，基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本身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描述性、故事性色彩较浓，学术性偏弱，成果以散见论文为主，专著较少。
　　
　　三、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的研究
　　
　　对粤商进行经济学与企业管理视角的研究，是伴随着自近代以来粤商在海内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粤商企业经历数代变迁，由传统的家族式经营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其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是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补充；粤商较早走出国门，有许多通过开辟海外市场并实现本土化、最终成长为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因而从粤商研究所涉学科来看，必定兼涉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基于这一视角研究的意义，如申明浩所说，它“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进而从学理上探讨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之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粤商模式的研究。如《粤商模式》较全面地分析和介绍了粤商的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资本运作模式和主要行业的产业模式，指出广东是一个以富有商业精神、对市场运作熟练且敏感而著称的省份，但广东要提升工业产业竞争力，必须同时培育“工业精神”，并把工业精神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和共同价值观念，促进广东产业经济迈上了新台阶。《珠三角大悬念》分析了“珠三角”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过程中创造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描述了珠三角城市的成长路径，但同时也全面披露了珠三角城市风光背后的迷茫。

　　2、对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问题的研究。如《粤商经营之道：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抉择》对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动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及政府主导型经济环境会对粤商的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战略选择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周兆晴在《新粤商》的第四章“专业化：‘孤注一掷’的选择”中，对粤商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的历程和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企业是靠多元化经营迅速发展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形式改变和产业升级，粤商普遍开始从多元化向专业化方向转变。专业化战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实力战略，新粤商顺时应势，自觉选择了后一种发展方向。

　　3、对新粤商的研究。一是对新粤商特点的分析。如李源从科学发展观与粤商发展关系的角度，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培养新粤商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包括：更强的科学理性精神，更强的自主创新精神，更强的遵纪守法精神，更强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更强的团结合作精神；谭建光提出打造“责任型粤商”、“创新型粤商”、“国际型粤商”，应成为新时期新粤商发展的战略选择。二是对新粤商与广东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如徐印州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广东区域经济的特点与新粤商成长的所有维度相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广东区域经济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新粤商与其他所谓“商帮”的区别会越来越小，新粤商若不能适应本土以外的经济环境，则其作为“商帮”的群体实力、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会日渐减弱。崔艳芳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广东对外贸易，指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新一代粤商逐渐形成了“灵活敏锐，胆大心细”、“国际视角，坚定务实”、“低调内敛，与时俱进”的特点。三是对新粤商经典案例的分析。如周兆晴的《新粤商》精选了粤商在各个领域的经典成功案例，如家电业的TCL、格兰仕，地产业 的万科、合生创展，通讯业的华为、中兴以及金融业的平安、招商等，分析和总结了新粤商的特点。

　　4、对粤商企业的研究。对粤商企业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如《粤商发展报告》就从企业竞争力、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自主创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战略联盟等对粤商企业近年来的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研究是以整个广东经济和所有广东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何为粤商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粤商企业的研究也不如《新粤商》中明确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使研究显得有些范围过于泛化。相形之下，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显得更有针对性。如聂正安基于组织学习对企业的自主创新乃至整体进化具有重大影响、而组织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嵌入了一定文化环境的视角，提出珠三角本土企业的组织学习不可避免地受到岭南文化嵌入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阻碍性”的。岭南文化偏向闭锁凝滞、拙于自我创造、缺乏价值理性、排斥正统正规、忽略正式组织，它在珠三角本土企业组织学习的取向上留下了明显烙印，并具体反映在知识来源、知识传播、学习主体、学习幅度和学习效果等多个方面。顾文静从薪酬、福利、就业环境、企业人工成本支撑力等方面对粤商企业和浙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粤商企业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竞争力略有优势，但在福利和就业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呈现出劣势；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粤商企业的各方面竞争优势正在丧失。黄华认为“粤商”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应对岭南文化和粤商家族企业文化去粗取精，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将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内部管理创新相结合，全方位创新“粤商”企业文化，塑造“粤商”企业形象。申明浩认为，粤商在工商业经营过程中形成互助互补的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显著的经济性、稳固的社会根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发展的国际化等特征，归纳和总结其经营治理模式，不仅可以为国内企业渡过危机提供借鉴，还能够补充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理论，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的继承和守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海内外粤商联动甚至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另辟蹊径。黄华等对粤商企业如何在东盟进行投资进行了研究，认为粤商企业在东盟进行直接投资首先应考虑区位的选择问题。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和空间距离等是影响粤商企业投资东盟的重要因素。东盟各国因对广东的投资引力系数不同可分为强引力型、次强引力型和弱引力型三类，粤商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此作为重要参考。李作战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针对新粤商创业自我效能感这一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有重要影响的概念进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了新粤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度结构为：创新、风险容忍、营销效能、财务效能和人际交往。

　　总体来看，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的粤商研究起步较晚，具有学术深度的、有系统性的研究论著较少，但对某些局部问题的研究不乏一些有份量的成果。
　　
　　四、粤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综上，在政界、商界的推动下，在学界数年来的努力下，粤商研究成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均取得一定成绩。无疑，这些成果的取得对厘清粤商成长的历史、认清粤商面临的现状和拓宽粤商未来发展的空间均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笔者在梳理这些成果的过程中，也深感粤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粤商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浮躁风气。粤商研究论著中不乏学术水平较高、学术规范性强的代表作，但也有一些浮光掠影、偏重描述性、故事性、宣传性的书籍。当然，遵循百花齐放的原则，我们不必对这类成果求全责备，但一些以高校为主体的粤商研究论坛也出现这一现象，就绝不是粤商研究的“福音”。如有学者直言目前的粤商研究停留在口号化、感性化、静态化状态的起步阶段，且存在一股不良的浮躁之风。笔者在浏览大量的粤商研究资料时，看到有些成果牵强地将广东所有企业的研究，置换成了“粤商”二字，将这类“成果”自行归人粤商研究成果。将粤商研究泛化为整个广东经济和广东企业，对粤商缺乏准确的界定。

　　二是从粤商研究机构的地位及研究队伍的状况来看，未来粤商研究的后劲不足，研究的可持续性堪忧。粤商研究成果以单打独斗式的论文偏多，有份量的、系统性的学术专著偏少，而这与粤商研究的学术地位及研究队伍的状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对粤商的研究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个体研究人员为主，虽然也有多个粤商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但：(1)这些粤商研究机构在所依托单位往往并非独立的部门，而是附属或挂靠其他部门，也少有专职研究人员；多数研究者另有主攻研究方向，粤商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业”，对能不能出粤商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也并无硬性的任务规定；(2)有的粤商研究机构是由“政府之手”推动成立的，其兼职的研究人员来自多个单位，有组织的课题研究一旦结束，这种联系松散的机构也就少有后继的粤商研究成果推出。

　　以上但愿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凭借一些学术严谨而又有志于粤商研究的学者的持续努力，未来的粤商研究也许仍能佳作达现亦未可知。如此，则粤商幸甚，粤商研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