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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克鉴:外部因素对中国商品流通影响的长期性分析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02期 发布时间:2012-4-25 点击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部因素对我国国内需求以及商品流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以东南亚金融危机 以及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为最。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及商品流通的作用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点,并随着开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呈现长期性。外部因素可经由数量、价格、全球化与国内市场互动以及渠道变革四个途径影响我国国内需求,进而影响商品流通的整个过程。鉴于外部因素作用于商品流通的长期性特点,在流通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与实践中,需借助动态分析方法,从内生化层次讨论外部因素对我国商品流通的影响,按照外部因素内生化的基本观点,改进和丰富有关流通领域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关键词:商品流通,外部因素,国内需求,国际金融危机

  一、一个问题: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所制定的规划,商品流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商品流通的发展还受到了来自外部因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坚持适当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逐步树立起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尽管如此,在我国之外其他国家货币竞相贬值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贸易持续恶化,一度致使1999年出口逐月下降,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出现了出口增长的“古典循环”。[1]在牺牲出口利益的同时,国内的商品流通也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自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蔓延的趋势,诸如由此引致的不断扩大的欧洲债务危机等。为迅速摆脱危机,恢复国内经济,欧美等国相继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负面效应作用于我国的国内需求,并迅速传导至商品流通环节中。

  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曾席卷泰国,并引致货币急剧贬值,迅速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指导下,我国货币当局保持人民币币值的持续稳定,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总体经济、进出口及国内需求都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0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0%、9.3%、7.8%、7.6%和8.4%,总体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爆发当年及后续的两年分别放缓了0.7、2.2和2.4个百分点。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1998~1999年我国出口增长率分别由1997年的20.55%下降为0.41%和6.15%,而对应的进口增长率则由1997年的2.16%变为-1.53%和18.15%。同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与金融危机之前超过20个百分点相比,1997~2000年的增长率下降为10.20%、6.80%、6.80%和9.70%,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也于1999年恢复到1996年60%左右的水平。上述数据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对我国外部需求(进出口)产生显著影响的同时,也对我国国内需求形成了重大冲击。

  随着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的破产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被美国银行收购,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由策源地美国逐步向世界范围内扩散。2011年5月,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P)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此外,标准普尔公司先后将葡萄牙和希腊政府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和CCC分别下调至更低的BBB和CC,且将展望均评为负面。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由全球金融危机引致的债务危机正在向深层次发展。聚焦中国国内经济,总体经济、进出口及国内需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2009年我国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14.2%下降为9.2%和9.6%,并于2010年达到10.4%的水平,经济增长水平较金融危机之前有所放缓。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受本轮金融危机影响,分别由2007年的20.58%和15.66%下降到了2008年的7.30%和8.49%以及2009年的-18.29%和-13.72%,直至2010年才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此外,本轮金融危机对国内需求的影响直接导致2009年、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较2008年下降了13.18和10.3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同样对我国的总体经济、进出口特别是国内需求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国内需求的阶段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甚至追溯到建国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首先,在封闭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是孤立的;其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外部因素在不同阶段打造不同的条件;最后,随着开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部因素影响将呈现长期性的特点。基于此,从外部因素作用于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以及对外贸易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及商品流通过程中所受到的阶段性影响进行分析。

  1.外部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影响的阶段性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投资表现为总体上升的趋势,但外部因素对我国投资影响的阶段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见图1)。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一度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38.2%下降为1982年的31.9%。根据资本形成率的定义,它反映了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亦即投资率。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尽管内外部经济发展的条件逐步改善,如深圳、珠海、厦门等一批经济特区的设立,又如加快农业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但并未对国内投资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需要良好而稳定的制度环境加以支持。1984~1991年期间,随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地位,我国的投资在波动中不断前进。根据图1所示,从1984年开始,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34.2%开始逐步上升至1986年的37.5%,之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和下滑,到1991年跌至34.8%。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由原有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商品流通也从有计划的流通向有计划的商品(或自由)流通过渡。[2]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中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腾飞奠定了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拉动了国内投资需求,并引致商品流通由计划转向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投资率的变动情况来看,尽管有所波动,但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1992~1993年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式增加。在这一阶段,外部性因素对国内投资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肇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下降,具体表现为投资率从1997年的36.7%一直下降到2000年的35.3%。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随着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与世界经济之间联系不断扩大并加深的同时,国内需求状况也不断改善。根据图1所示,我国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开始逐步上升至2010年的48.6%。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出现了增长停滞的情况,这与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密切相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确立以及人民币币值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影响了原有的货币资产定价体系,转而冲击国内的投资需求。

  与我国的投资情况相对应,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个人与社会消费表现为基本平稳但有所下降的趋势,但同样也受到了外部性因素的冲击,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见图2)。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年),消费率由最初的62.10%上升到1981年的67.10%,再略微下降到1983年的66.40%。在经济转型的初始过程中,由于尚未形成健全的投资环境,促使过量的闲散资金被居民个人和社会的消费所吸收。而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1984~1991年),随着经济制度逐步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国内投资环境逐步成熟,大量社会闲散资金被集中用于投资和组织生产,国内需求由消费向投资转移。进入市场经济建设阶段后(1992年之后),用于投资的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而用于消费的部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缩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外部因素(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时,投资与消费表现为反向波动关系。对进入21世纪之后投资和消费的变化趋势(见图1和图2)进行比较,波动的幅度逐步减小,且变动方向(正向或负向)非常明显,反映了外部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影响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深化而表现出长期性的特点。  

  2.外部因素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阶段性

  建国以来,外部因素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阶段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部因素对对外贸易的作用甚微;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深入,外部因素影响的长期性逐步显现(见图3和图4)。  

  1952~1978年,受封闭经济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很低。该阶段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很低,最高仅达到5%左右的水平,而对应的外贸依存度最高也在10%水平上下。此外,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这一比率较小,几乎接近于0。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开放程度在提高,外部因素作用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在提高。进出口依存度迅速上升并超过15%的水平,而外贸依存度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并超过了30%的水平。纵观这一时期净出口与GDP的比重,表现出时正时负的特点,说明了出口对国内商品促进作用的阶段差异性。

  自199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及外贸依存度进一步提高,最高分别达到了35%、30%和60%左右的水平。此外,净出口与GDP的比例明显为正,最高达到了接近8%的水平,出口对国内商品流通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外部因素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显露出一些长期趋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作用明显,具体表现为进出口及外贸依存度的剧烈波动。同时,这一时期进出口占GDP比重的下降,也反映了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和商品流通的冲击和影响。基于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及净出口占GDP比重等几个指标在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总体变化情况,尽管受外部因素冲击呈现波动性特点,但增长的总体趋势不变,揭示了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和商品流通影响的长期性特点。

  三、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国内需求的经济学原理

  随着经济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不自觉形成的各种保护措施正在逐步减少,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3]因此,我国在封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三部门经济逐步向四部门经济扩展,外部因素成为国内商品流通的融合部分。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框架,外部因素对我国国内需求产生影响并进而作用于我国商品流通,可归结为经济均衡过程中所受的数量(供给)影响、价格(需求)影响、全球化与国内市场的互动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由于渠道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经济均衡所受的数量影响主要体现为各产业产品及相应结构的演进对国内需求及商品流通的作用;而经济均衡所受的价格影响可被外部因素(如汇率及外贸条件的变动)所带来的冲击所反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国内市场的互动与相互作用对国内需求的变动将产生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渠道变革直接作用于国内需求,并成为影响中国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

 1.数量影响

  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直接受到国内商品流通过程中数量供给的影响。而各个产业的产品生产以及对应的商品供给决定于该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比重,亦即对应的产业结构。回顾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各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发展重工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将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首要目标。[4]因此,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增加的幅度和比重都比较高,而第一产业则由建国初期的超过50%下降了将近一半,第三产业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见图5)。当然,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封闭性导致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国内商品流通受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甚微。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过渡,我国产业的发展和结构演进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5%左右;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现在的10%左右;第三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所占比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见图5)。尽管我国产业结构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明显不对称性仍然存在,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调整。以美国产业结构为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1%~2%的水平;第二产业由20世纪80年代4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21世纪初略低于30%的水平,之后几乎保持不变;而对应于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动,第三产业从最初60%左右的水平上升到2009年超过70%的水平(见图6)。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看,我国正在逐步向发达国家收敛。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方向为: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略微下调,重点关注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从产品数量供给层面对我国的国内需求造成深远影响。  

  2.价格影响

  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最为直接的影响可从价格角度得到反映,如本国与外国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以及进出口商品之间价格的对比关系(对外贸易条件)等。人民币汇率改革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改革开放之初,单一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2)1985~1993年,由官方牌价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双汇率演进;(3)1994~2004年,逐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2005年7月21日之后,汇率决定机制在1994年变革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一揽子货币价格的参考。我国汇率制度逐步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币币值持续升值。仅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例,1991~1993年,一直维持在5.5左右;1994~2004年,人民币汇率有小幅升值,但维持在8.6与8.3之间;而2005年7月21日之后,人民币持续保持升值趋势,截至到2011年11月,已经接近6.3左右的水平。作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比价,汇率水平的变化可通过价格穿越效应(Pass-through Effect)影响开放条件下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变化,改变各部门的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升级。[5]在此基础上,价格层面的影响被传递到数量供给层面,从而作用于国内商品流通。

  基于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对比关系视角,对外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TOT)经常被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商品竞争力和对外贸易情况。在四部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可通过内外部经济均衡机制影响国内市场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国内商品的流通。结合前文对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分析,人民币升值不但没有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反而使进口价格持续上升,具体反映到对外贸易条件上,表现为恶化(见图7)。以进出口重点商品中的五大商品(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成品油、钢材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为例,各商品2011年1~9月份的对外贸易条件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尽管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及钢材分别在3月和5月出现“跳跃现象”,但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明显。国内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说明,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可经由进出口价格的变化“穿越”影响国内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格决定。  

  3.全球化与国内市场互动

  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金融经济所占比重较大。较之于历次金融危机,本轮金融危机表明,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复杂的传导机制加强了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作用。外部因素特别是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相当数量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和恢复国内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它于本轮金融危机伊始就开始实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的货币政策,其两次宽松的货币政策(QE1和QE2)共计投放基础货币23250亿美元,并有可能进一步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与世界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加快了我国的全球化进程。我国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4~2007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并超过60%,尽管受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50%。然而,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好反映了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中,表明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动的加强。在与国际市场互动的过程中,我国商品的出口结构逐步得到改善(图8),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如1994年相应比重已经低至1.8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继续下降,截至2010年,此比例已经下降到0.76%。随着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表现为波动下降,之后略有上升,并保持在1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服务贸易占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并随着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呈现下降趋势,需进一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借助于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两个途径,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国内不同商品的需求结构受到差异化的影响。因此,在国内商品流通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商品需求结构的变动,以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4.渠道变革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市场开放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渠道变革成为影响我国商品流通重要的外部因素。全球化在加快包括商品及资本等在内的要素国际流动和国内流通的同时,还作用于价值链分解及渠道变革与重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价值链的分解是渠道变革的结果。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价值链为众多经济体和独立关税区所分割。国际分工逐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演进,如戴尔电脑的全球装配及零部件生产的资源外购(Outsourcing)等。全球化向企业所属价值链的不断渗透,加快了商品生产企业价值链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分解的步伐。此外,渠道的变革促使企业间竞争形式由价格竞争向渠道内部成员间合作及服务竞争转变,渠道各环节价值的排斥性分享形式向价值创造形式过渡。[6]此外,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细化推动了全球化条件下渠道的重构。位于原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由于生产率水平及市场衔接程度的差异,将表现出异质性的竞争力、赢利水平和生存发展空间。生产效率高并且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商品需求的企业,将能赚取更多利润,并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如果企业不能合理开发利用市场,商品生产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将在市场竞争洪流中逐步淡出商品流通领域。新旧企业的更迭以及由之引致的渠道重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商品流通过程的必然要求。

  四、研究应用与政策含义

  历次金融危机特别是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本轮金融危机为代表的外部冲击,对国内需求和商品流通产生了显著影响。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及商品流通的作用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点:在封闭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是孤立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外部因素在不同阶段打造不同的条件;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入,外部因素的影响将呈现长期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框架,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乃至商品流通的影响可归结为四种途径,即数量影响、价格影响、全球化与国内市场互动以及渠道变革的影响。而这一系列影响随着我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出典型的长期性特征。

  基于需求的分析视角,外部因素作用于我国商品流通的长期性特点,对于完善流通领域的研究分析框架具有重要价值。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研究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对应研究方法的差异。[7]这同样适用于推动商品流通领域更深层次的研究。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外部因素是静态的,可对商品流通进行控制,从而屏蔽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由静态向比较静态转变,可以改变不同的外部条件,减弱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进入全球化经济时代,外部因素影响的长期性需借助于动态分析方法,从内生化层次讨论外部因素对我国商品流通的影响。

  外部因素的长期性对于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外部因素经由投资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影响我国国内需求,进而作用于商品流通的整个过程。进出口与内销部门间存在由同一贸易政策措施引致的利益冲突,贸易政策具有内生化的特点。[8]外部因素对国内需求及国内商品流通作用的内生化,要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内生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流通产业的发展可以按照外部因素内生化的基本观点,改进和丰富有关流通领域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研究品牌计划)“中国贸易流动计量模拟研究与综合应用”(项目编号:10XNI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本文所采用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搜集整理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②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就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外部因素对我国投资和储蓄影响的阶段性问题进行分析。

  ③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

  ④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此处进出口及外贸依存度相关数据区间为1952~2010年。

  ⑤通常用该指标衡量出口对国内商品的基本促进作用,为负值时影响为负,为正值时影响为正。

  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根据美国商务部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网站数据计算整理而得,网址:http://www.bea.gov/。

  ⑧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且采用加权平均汇率对美元进行计价。

  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所公布的海关主要统计数据,并经作者计算整理而得,网址:http://www.customs.gov. cn/tabid/44604/Default.aspx。

  ⑩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及出口数据(1980~2010年)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服务贸易数据(1982~2009年)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并经作者计算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1]谷克鉴.1990~1998年国民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差异的实证分析——HBS推断在中国的验证与拓展[J].管理世界,2000(2):25-33.

  [2]陈甬军.社会主义流通是有计划的自由流通[J].经济研究,1985(9):58-60.

  [3]谷克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竞争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00(3):39-49.

  [4]谷克鉴,吴宏.外向型贸易转移:中国外贸发展模式的理论验证与预期应用[J].管理世界,2003(4):9-16.

  [5]谷克鉴,余剑.汇率变化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41、50.

  [6]纪宝成.流通竞争力与流通产业可持续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0(1):4-6.

  [7]谷克鉴.探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以中国开放经济为例[J].财贸经济,2010(8):56-62.

  [8]谷克鉴.应用于中国贸易政策内生化的模型综合[J].经济研究,2003(9):58-66.

 

作者:谷克鉴 陈…  编辑:w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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