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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外贸发展实践赋予转型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因；经济转型期必然产生的外向型贸易转移，要求革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结构的理论解释；上述判断获得了来自中国区域和要素或部门视角的双重验证。本文继而考察了外向型贸易转移实现进程中当代全球经济的外部新影响和国内因素的新作用；并从影响外贸发展的各要素最优选择与组合等方面，论述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
    【摘 要 题】发展战略
    【关 键 词】贸易流动/贸易政策/技术与贸易

    　　引论
    国际贸易的诞生、发展与演变的根本动因是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而经济贸易政策与体制的调整引致贸易流向的改变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动力源的重要补充，即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为当代国际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进程以来，经济的制度转型和市场的对外开放带动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已经构成中国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1980～2001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以年均14.3%的高速度增长（其中，出口和进口贸易年均增长分别为14.9%和14.1%），22年共增长18.9倍，分别高出中国GDP的49.58%和153.69%，成为转型经济高绩效外贸发展的成功范例，特殊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则成为保持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外开放实践不自觉的启动和发展，80年代初，中国决策部门和学术界面对奠定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展开了一场以古典比较优势为对象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肯定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的意义，确立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指导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其后，又依据新古典的要素禀赋模型对中国的外贸发展路径和贸易产品结构实施优化选择和调整。20多年来，中国按照上述原则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世界各国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发展国际分工引致的“贸易创造”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然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测度指标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增长，即便是同具有相同幅员的市场经济大国相比较，中国对外贸易的各项指标亦均居于较高水平。由此可见，单纯依靠属于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技术因素范畴的国际分工，解释中国20余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规模已显得不够充分，应当从制度因素的角度寻找中国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的新动因。我们的分析和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中国贸易流动格局的变迁和贸易流向图景的重组，从而成为中国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新的解释变量。

    一、外向型贸易转移模型的一个诠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发展实践的总结

    　　（一）传统贸易转移理论的一个拓展：经济转型与开放中的外向型贸易转移
    经济学家维纳(Viner)于1950年创立关税同盟理论和学说，同时揭示了广义的关税同盟的形成必然导致“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即所谓的“维纳效应”(Vinerian Effects)(Corden,1986)。维纳的贸易转移范式描述了基于“非最优性假设”（注：所谓“非最优化假设”是指组成关税同盟的贸易伙伴各自的关税水平在同盟建立前就处于非优化扭曲状态；在关税同盟建立起来之后，制定的共同关税税率也是非优化的，故人们直到现在一直认为关税同盟实际上是次优理论的运用。）建立关税同盟后，必然出现原区外贸易活动（主要是进口）向区内的转移。因此，主流和传统的贸易转移范式本质上是内向型的，而转型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转移则为外向型。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中出现外向型贸易转移这一独具特色的贸易流动调整不是偶然的，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自觉地选择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在贸易流向调整中的必然体现，而在制度变迁的战略安排上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同以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为主要特色的对外开放等两大内容的相机安排、合理配组和相互推动，又提供了外向型贸易转移扩大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说，外向型贸易转移是经济转型条件下依据基本的国际分工原则重新规划转型经济国家的贸易流动，以及对经济转型前受到扭曲的贸易流向的矫正引致贸易绝对或相对地从国内转向国外，从而导致对外贸易的扩大，它根源于转型经济所必需的短期和长期均衡条件。
    从长期均衡条件来看，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供给体系和资源配置忽视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原则，大大削弱了区域间经济技术的互补性，使得各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实现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区外尤其是工业国和地区的资源流入，从而要求进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均衡条件。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近期都表现的十分明显。
    从短期均衡条件来看，在中央计划经济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地区间经济结构雷同，要求借助对外部门提供海外市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短期均衡条件。一些转型经济国家在转型之初就积极谋求同外部世界的整合，并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调整现有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同程度地缓解出口供给可能性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两次重要飞跃：即1986年纺织品和服装取代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另一次是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十分重视资本积累和产品研发能力对于外贸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的重要功能，却对世界市场提供的巨大的、多样化市场机遇形成的资本存量的置换空间多有忽略。
    加之，从宏观和对外均衡的要求看，大多数国家转型之初都会面临严重的外部赤字。在中国，1985、1986、1989及1992年4年的国际收支均出现较大的收支差额，其中经常项目差额是造成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对于其他的转型经济国家，由于他们的国际支付体系已经摆脱经互会的框架，许多国家在汇率制度改革中实施的是美元化或近似于美元化的货币局制度。因此，为维持宏观的国际收支地位，实现宏观和对外均衡的需要必然会推动转型经济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这样出口贸易流向就表现为由原经互会国家和前苏联市场向西方国家市场的转变（谷克鉴，2000b）。
    　　（二）一个典型化事实：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对外贸易增长特点隐含着外向型贸易的驱动
    　　1.外贸依存度呈现梯级增长
    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基本保持在10%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动，处于峰值的1955年也仅为12.1%，经济转型之初的1978年，外贸依存度甚至只有9.8%。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现出梯级增长的发展态势。1978～1984年外贸依存度总体水平维持在20%以下的区间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起步阶段；1985～1994年外贸依存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首次超过40%的较高发展水平，显示了中国对外贸易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强大动力；1995～2000年，外贸依存度表现为在较高水平上的小幅波动，并出现进一步提高的趋势，2000年外贸依存度已超过1994年的水平，达到44.5%（见图1），结束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调整阶段。2001～2002年对外贸易发展态势，初步显示对外贸易业已重新步入高增长的发展阶段。

    附图
    图1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1978～2002
    注：2002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根据1～9月数据计算，考虑季节性差异，全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将可能略低于这一数字，但应会高于2000年水平，创造新的记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月度数据。

    附图
    图2　以1978年为基期2000年中国外向型出口贸易转移
    注：以当年各省区按生产法和货源供应地分别计算的GDP和出口额为计算因子，计算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销售份额转移的部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西藏和海南省无法计算基于1978年的出口贸易转移情况。重庆在计算时与四川合并。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00年各年。地区序号分别表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外贸依存度梯级上升，以至长期保持在高水平，从而形成明显高于具有相同幅员的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表明短期宏观经济运行凭借的最终需求条件中的一个较大份额来源于出口需求，并通过提供资本置换空间，间接推动结构转型；而推动经济结构转换和生产率上升的长期动力却需要进口提供。
    　　2.外向型贸易转移的特征描述：中国外贸增长结构性差异
    (1)地区间贸易发展的不均衡动力源：来自区域视角的验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外向型贸易转移规律在地区间贸易发展实践中获得令人满意的验证。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和开放的大思路体现在地区安排上就是实施梯度推移战略，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赋予各地区显示外向型贸易转移规律以不同的动力。一部分经济转型和开放较快、较为成熟的地区，具有鲜明的外向型贸易转移倾向；而那些经济转型和开放较晚和较为落后的地区，外向型贸易转移的规模则受到明显的限制。应当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同经济开放的同步进行，在始于20世纪末全球性经济调整与改革浪潮中独具特色，同时贯穿于中国地区间梯度推移战略，使得地区间贸易发展绩效完美地验证了本文论证的外向型贸易转移规律（见图2）。
    计量分析结论表明：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转移份额普遍较高，最高的广东达到了66.22%；而中西部地区则较低，其中广西（注：从2000年起广西由东部地区划入西部地区。）仅有0.12%。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价值规律和比较优势规律是建立开放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内扭曲的市场环境使得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发达地区的必然选择，其结果是贸易向国际市场渗透的程度和深度日益增加，形成所谓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当然，发达地区的贸易外向型转移必然会导致其他地区原先同发达地区的贸易份额也相应向外转移，其结果是增强了中国整体贸易的外向型转移强度和广度。
    (2)外国直接投资在外向型贸易转移实现中的作用：来自部门或要素视角的验证。中国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提升，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达到2367.4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9.91%。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1亿美元，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的80.5%；机电产品出口额为667.3亿美元，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额的63.36%，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能力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增长源泉。
    第二，相对贬值实际汇率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工资变动可对出口产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注：Gegorio,J.D.et al.(1994),"Terms of Trade,Productivity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NBER Working Paper No.4807.），我们可从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出口增长不同表现予以印证。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仅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7%（见表1），到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已占全国出口的48%，增长近两倍。根据我们计算的中国国民部门工资系数对工业增加值实际汇率升值的作用系数（注：用于该项计算的计量模型参见谷克鉴：《1990～1998年国民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差异的实证分析——HBS推断在中国的验证与拓展》，《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简称实际汇率升值系数），可以发现，1990～2000年，国民部门出口产品价格相对外资部门一直处于实际汇率升值中，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产品价格相对国民部门具有更好出口竞争力。对于一个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势比重的外贸出口中，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长更快及其在全部出口的份额日益扩大的原因。当然，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的下降和工资变动差距的缩小，产品实际汇率的贬值作用已将随之弱化，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的出口份额也将趋于稳定。
    第三，跨国公司庞大的全球生产与分销体系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稳定、拥有巨大容量的出口渠道，从而为外向型贸易转移的实现提供有力的全球市场条件。
    第四，大量的技术扩散提升中国外贸产业水平。外国直接投资所建立的企业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单一群体，其与国内的企业产生关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技术扩散增加国内企业获取技术的途径，降低获取成本，使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产业水平进入更高层次，有利于改善出口贸易条件，提高出口效益。
    　　
    二、全球因素的纳入：世界经济与贸易的未来对中国外向型贸易转移模式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商品贸易，然后扩大到要素流动。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生产和要素流动的全球化正以更大的规模展开，并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同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外向型贸易转移的叠加，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表1　中国外资部门出口增长绩效及实际汇率升值系数：1990～1991年

    附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各年份。
    (1)经济全球化形式的多样性将给中国更多的机遇参加国际分工。战后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水平和垂直分工的深化，而全球制造和全球采购更是推动垂直分工按照全球系统的轨道发展。经过20年来的发展，人力资源、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使得中国能够在许多部门参与全球制造，进而成为全球采购中心。中国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样化形式推进自身的外贸发展和外向型贸易转移。
    (2)经济全球化将使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面不断扩大。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集中，从而使得国家参与分工的产业面随之扩大。发达国家尤其是长期居于世界经济科技最先进行列的美国等国甚至希望在未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利用高科技装备的管理、科技和服务业的优势，把本国塑造成所谓的“头脑国家”，而所谓“肌肉国家”则由别国担当。中国外向型贸易转移的持续扩大应当充分考虑当代国际分工的新趋势。
    (3)经济全球化将使世界范围的部门间比较优势呈现更清晰的动态化进程。部门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已经构成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近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大重要景观，它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若干重大产业转移实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推动的部门间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更趋迅猛，中国可以充分利用部门间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加速过程，迅速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改善，为迎接下一轮的产业转移提供条件。
    　　（二）信息技术的勃兴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所代表的当代技术发展新趋势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贸易已经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影响甚至正在或已经超过世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端于美国的新经济对世界贸易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可以得出若干初步结论。
    (1)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开辟了不同于传统技术发展的新路径，显著地的改变着同技术相关联的某些经济活动及其结构，最典型的是市场结构特征。信息技术革命扩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就是其技术发展无论从时间单元还是从空间单元，都可通约为某一技术层次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大大增强了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可竞争性。这一特点既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又突出地改变了技术形成和应用中极易出现的垄断现象。因为传统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技术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种类的大规模增加，先进技术在提升技术层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集成更大的技术群落，从而极易形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的垄断。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航空工业尤其是客机制造工业的垄断性同当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性的强烈对比。信息技术发展新特点在世界贸易中的实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日趋活跃。
    (2)信息技术的可竞争性加快了技术的区域和国际扩散，其所谓的“蛙跳效应”的实现不断地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既定格局，使得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相对距离日趋动态化。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的所谓“两端模式”受到来自信息技术引导和推动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格局不断加剧的严重挑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分解出层次更为多样性的不同群体，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传统的“两端模式”向所谓的“波谱模式”转换（注：传统的“两端模式”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两大集团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存在的巨大差距。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国际扩散，发达国家间与发展中国家间国际分工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一些成员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位置正逐步接近或超过一些在发达国家内部处于较低分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国际分工的格局表现出由孤立的“两端模式”逐步转换成连续的“波谱模式”。）(Gu,2000)。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界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正在迅速地实现这一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长期处于极其落后、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和开放进程中又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提出了一个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并且重新布局贸易流动，寻找最为有利的国际分工位置，取得最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和贸易利得的重大战略问题，甚至许多具体贸易模式的选择都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上述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3)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经济学意义上正常产品的生产率和消费倾向变动，在既定的要素禀赋条件下显著地影响着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间贸易条件的变动：对于那些长期依靠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而对于那些依靠技术创新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工业化国家将获得持续改善贸易条件的契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贸易条件的重大影响，对中国未来贸易部门结构性调整战略无疑将提供重要的参照系。
    　　表2　中国的贸易竞争指数（1980～2000年）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年）。

    附图
    图3　中国国民与外资部门竞争力指数：1990～2000年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的加速变化和全球区位选择对中国外贸发展的长期影响
    采用国际贸易标准代码(SITC)对产品的分类，计算出1位数水平SITC分类上的贸易竞争指数（注：贸易竞争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该指标的取值在(-1,1)之间。数值为正表明该产品或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强；反之，则相反。）（见表2），显示2000年中国在食品等(SITC[,0])和饮料等(SITC[,1])初级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初级产品上存在比较劣势；在制成品方面，动植物油脂等(SITC[,4])及化学品(SITC[,5])具有较大的比较劣势，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SITC[,6])和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具有较弱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而杂项制品(SITC[,8])则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考察1980～2000年贸易竞争指数的变化（见表2），我们发现有3个重要特征：(1)属资源性质的SITC[,3]类产品的贸易系数急剧下降，由具有极强比较优势转变为较大的比较劣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资源型产品为主的贸易格局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作用使然。(2)体现劳动密集型的SITC[,8]类产品的贸易系数不断提高，显示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所具备的巨大比较优势不断实现，而且其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较高份额（2000年达到34.6%），更彰显其在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地位。(3)作为代表资本品的SITC[,7]类产品，贸易系数不断提高，正逐步由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从而反映出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由资源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的发展趋势，而且鉴于该类产品已在当前中国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2000年其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0.8%，出口占全部出口的33.1%），其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将会是个长期的过程。
    　　（四）国民与外资部门的进一步融合：全球因素在国内扩散的一个例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得到公认。根据HBS模型，对中国典型的国有部门与外资部门运用工资实际汇率测算产品竞争力状况（注：具体计算参见谷克鉴：《1990～1998年国民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差异的实证分析——HBS推断在中国的验证与拓展》，《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见图3）。在经受住外资部门的强大冲击后，国有部门开始享受外资部门技术扩散带来的好处。1998年起国有与外资部门竞争力的差距明显缩小，国有部门竞争力已显著提升。
    　　
    三、政策含义

    基于价值规律和比较优势规律等基本市场规律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真实写照。面对迅速增长的中国对外贸易，国内各区域发展严重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规划与调整基于市场机制的贸易流动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程中的两难选择。
    　　（一）通过贸易流动的规划与调整促进贸易创造
    长期以来的外贸发展实践不自觉地关注着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及其实现点，而忽略了外向型贸易转移引致的贸易创造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贸易创造表明各地区间贸易能力提升会提高各地区的产出水平，从而实现更大的对外贸易。首先，中国各地区生产力巨大差异为调整贸易流向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消除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宏观政策目标是调整贸易流向的外在要求；第三，减少不平衡发展的产出约束是贸易流向调整的内在动力。
    贸易流向的调整，将对中国贸易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发挥外向型贸易创造机制是解决中国贸易与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促进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长期均衡条件看，贸易创造将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和降低先进地区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家、地区及企业水平上提高整体的产出水平，实现生产率均衡增长。产出水平的提高扩大产品需求的深度和广度，其结果是生产设备进口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均衡条件看，落后地区生产潜力和规模效应的发挥，将极大地改善这些地区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发达地区日益增强的成本优势，产业转移为产业升级提供的巨大发展空间，都会大大提高发达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因此，调整贸易流向，共同发挥外向型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机制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方向。
    其次，对贸易流动的不恰当干预也可能导致原有形成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的失灵和贸易创造潜力的弱化或贸易创造的增长效应无法抵消外向型贸易转移所形成的损失。因此，合理的贸易流动的调整规划将十分重要。
    　　（二）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外向型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机制的认识，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地区应采取的不同的贸易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应以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模式为主。中西部地区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优质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部市场，为大规模生产制造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出口具有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设备的产业间贸易模式是其必然选择。对于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则要实现由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模式转换。这是因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是更强竞争能力的外在化；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优于产业间贸易，发展产业内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而当代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型贸易将成为产业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还将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尤其要重视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兴起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一般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出现的一种贸易模式，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可以在一个产业内的不同环节展开。通过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模式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已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电子产品贸易活动得到验证。
    　　（三）贸易流向调整与区域战略
    国际经济学在分析世界市场结构时曾经提出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范式：小国情形和大国情形。中国学者进一步将其拓展为“产业间大国情形”和“产业内大国情形”（谷克鉴，2000c）。产业间大国情形描述了在一个大国经济中众多产业均可依赖国内市场提供的需求条件得以建立，在交换中依靠自身的相对价格体系生成的信息作为定价依据实现交换，从而出现同世界市场价格信息不一致和背离世界市场“一价定律”的竞争不完全性；而产业内大国情形则是标准经济学意义上能引起垄断的较大市场份额。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经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目标。经济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将一定比例不同类别和不同质量的生产要素配置在不同的部门，而这种部门比例又不得不表现为产业和产品的区域分布。由于中国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投入工业化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始终未能有效的提高，并赶上世界发展的先进水平，而较低质量的生产要素只能提供较强均质性的产品，加上各地区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往往又归结为少数支柱产业和产品，这就加重了均质性产品和产业在地区间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地区间重复现象。因此在中国经济未能从根本上有效缓解地区间经济同构化现象的前提条件下，贸易流动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中国经济转型、开放和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地区间贸易流动的调整还应考虑20多年来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处理好较为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在对外贸易发展的长期趋势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异将形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互补性可能会部分补偿一定比例的增量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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