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索罗斯虽然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主要以其金融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但他绝不是一位只问经济不问世事的专家，而是在社会、哲学、伦理等方面颇有见地的具有很强人文色彩的思想者。

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期，他就一直迷恋着哲学。他谦虚地称自己为“蹩脚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不仅在他所谓的“金融实验室“里呼风唤雨，而且他还本能地把他的一些哲学理论植根于金融领域。索罗斯的好友，波兰法律学者威克托-奥夏滕斯基（Ｗｉｋｔｏｒ Ｏｓｉａｔｙｎｓｋｉ）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捐款人来认真对待，但却很少有人真正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他出过一本《金融炼金术》， 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曾有人讽刺说依靠看着这本书来治疗失眠。大多数读者更愿意从书里领会到索罗斯攫取金钱的手段，而不想花脑筋去看他大谈什么“反射理论”。这令他极为厌烦。 　

索罗斯在一所医学院向医科学生和医学专家们谈生命和死亡的问题时，对当代医学领域中的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例如，当代医学的发展，往往让人临终时在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在一大群陌生的穿白大褂医护人员的注视和忙碌中离开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是非人性化的场面，人本来应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拉着亲人的手走向彼岸。而作为一位金融专家，在面向医学专家们讨论医学发展和生与死关系这样的伦理学问题，也充分表现出索罗斯思考范围的广泛。

索罗斯始终具有令人惊诧的两面性，正如他在他的著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引用一句古谚，乔治-索罗斯总是“艺高人胆大”。他凭借在货币方面的深思熟虑，独自对抗英格兰银行，使他作为一个熟练专门款项操作的亿万富翁而在商业圈里广为人知。不过他已经从爱拿政治开刀的金融天才转变为一个慈善家。他现在利用他的资本网络，每年支出５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经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