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当然是１９９７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大风暴。他受二战影响，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他放弃了当时满是漏洞的日本，转而进军看似弱小，实则体制十分健全的香港，结果在香港政府动用了２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反击的情况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１９９２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这个金融界的拿破仑终于惨遭滑铁卢，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在此之前，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中谈得上失败的只有在 １９８１ 年他的基金亏损了 ２３％ ，可是事实上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可完全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一次孩子气的游戏而已。）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这场世纪豪赌的惨烈程度来看，索罗斯对于攫取金钱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俭朴，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他乘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还是一位大慈善家。１９８４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１９８７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３１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虽然索罗斯的出发点也许不全是为了解救贫苦人民于水火，可是，他近１０年来在此类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 ４０ 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不相上下。 　

一方面是慷慨解囊，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索罗斯堪称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除草”行动

　因亚洲金融危机中翻云覆雨的非凡手段而被斥作“金融大鳄”的索罗斯，近年来又咬上了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他在一些主要竞选州筹资并出资１０００万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走到一起来”ＡＣＴ的组织，以阻止布什连任。这一系列计划被命名为“除草行动“（布什英文即是“Ｂｕｓｈ”，灌木丛，荆棘草之意）。 　

　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迷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索罗斯，一贯支持建立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他指责布什现任政府利用“９-１１”恐怖袭击扩张势力、滥用职权、破坏文明自由，而未就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索罗斯信誓旦旦地说：“击败布什是我今后的中心任务。” 当被问及为了把布什拉下总统的宝座，是否可以倾其所有时，索罗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能确保布什下台，我就干！”

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作风，换了别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而对索罗斯而言，却不是玩笑。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１０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很多人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

长久以来，索罗斯在金融方面的传奇般的作为，也是依据政治舞台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判断的。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由此可见，他不但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 　

　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索罗斯的钱。从１９６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在后１２年里，索罗斯得到了德鲁肯米勒的鼎力相助），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３１％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４年前出现过亏损（２０００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

　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１２０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管理７４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认为，７４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所以，向政治水潭里投入的那区区几千万美元，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也许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