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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矛盾的总爆发,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长期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贸易收支盈余和美国的贸易收支赤字正是中国高储蓄和美国高消费的外在表现。本文分析了中美两种消费模式的成因,并对后危机时期两种消费模式的转变进行了探讨。金融危机警示人们,中国需要扬长避短,在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模式之间寻求平衡点,着力于拉动内需,同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键词:消费模式;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
中图分类号:F114.45 文献标识码:B
长期以来,美国的增长主要由消费拉动,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从中美GDP的构成来看,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70%,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成为美国百姓津津乐道的消费模式。小到缝纫机、进而汽车、大到住房等商品都成为美国人贷款消费的对象。与美国的过度超前消费模式相对比,中国古往今来量入为出的谨慎消费模式则被批评为落后、保守。然而,凡事过犹不及,美国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最终给美国和全世界酿成了苦果。虽然中美两种消费模式都具有各自的深刻原因,但长期来看两种模式的转变都存在着必要性。
一、 美国消费模式的成因
(一)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分析
提前消费、过度消费是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可行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生产和积累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却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若要延缓这一矛盾,要么停止扩大生产,要么扩大普通民众的支付能力。前者与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相悖;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后者也不可能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及保障来实现。因此,鼓动普通民众超前消费便成为实现商品利润的有效方法。
(二)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分析
美元霸权是美国举债消费模式的重要支撑力量。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至今尚无其他国际货币可以同美元抗衡。美国不仅可以获得货币发行的铸币税,而且可以通过货币的过度发行提供消费信贷,直接支付进口,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倘若其他国家进口大于出口,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则必须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款来弥补贸易收支赤字,而对于美国来说,只需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弥补了。[2]美国凭借自己的国际信用,成为全球产品的最终实现者,动用全球资源为自己服务。“美国是唯一宣称对本国币值漠不关心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对于经常账户持续赤字的国家,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是必须—削减国内消费。但直至目前,美国却一直依赖于他国对本国经济的调整,而放任美国人肆意挥霍……”①。
(三)基于社会文化观念的分析
美国社会奉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其崇尚消费的文化基础。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其核心是个人中心主义,即个人至上、私欲至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强调通过个人奋斗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追求个性化的个人主义固然使许多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但也有其消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甚至纵容了过多的超前消费。
二、 美国消费模式的影响及转变趋势
(一)美国消费模式的影响
巨大的内需被看作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透支消费能在一定程度上暂缓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适当的超前消费对生产、生活的积极促进作用应当得到认可。但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却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消费模式的反思。次贷危机的原因是:2001年至2004年美国实行了长达四年的负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另一方面刺激美国家庭滥用美元信用,过度超前消费。许多超前消费的普通美国民众不仅没有现实的房屋购买力,连未来的购买力也没有,于是形成了次贷。而随后美联储为抑制流动性过剩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导致房价迅速回落,大量次级贷款的借款人违约,无力偿还贷款,房产泡沫破灭,次贷危机爆发,而后又升级为债务危机、信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是社会生产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扩张和创新诚然是罪魁祸首,但过度超前消费也是造成危机的重要根源。
(二)美国消费模式的转变趋势
次贷危机是对美国消费文化的惩罚,这种挥霍无度的文化没能做到代际之间的和谐。如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才可以说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疾有所医、老有所养,才可以说做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如果不吃子孙饭、不绝子孙路、维持生态平衡,才可以说做到了人与未来的和谐。[3]过度超前消费的美国模式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和未来的和谐,需要加以理性的克制和规范的监管,其转变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房地产与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居民财富水平显著缩水,这迫使美国居民调整此前借债消费的模式;此外,随着商业银行集体调低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商业银行出现明显的“惜贷”现象,美国居民获得消费信贷的难度加大。在负向的财富效应以及信贷紧缩的作用下,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速明显下降。[4]
另一方面,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也具有相当的曲折性。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国际社会应逐渐改变以美元为霸主的单极货币体系,提升区域货币的地位,对美元形成一定的约束,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金融体系。但事实证明这一过程必将是漫长的、渐进的。
此外,疲弱的美国经济需要低利率的货币环境。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使命就是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从而保持美国经济和金融稳定。从这个角度说,自2008年8月以来上升的美国储蓄率欲扭转美国的消费模式尚需时日。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和就业复苏步伐有所放缓,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历史最低点的0至0.25%的水平。
三、中国消费模式的成因
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达8.7%,人均年均增速也达7.6%,这两个指标均位列世界各国之首。② 中国整体的消费倾向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么低。但相对来说,中国人的确具有积极储蓄、谨慎消费的习惯。2008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74和0.6,到2009年7月已分别降至0.65和0.57。③ 以下从三方面探究我国高储蓄、低消费模式的成因。
(一)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分析
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经验实证发现,消费函数的形式在短期和长期内存在着不一致性,即短期消费函数存在一个正的截距,而长期消费函数则没有截距项。杜森贝利(J. S. Dusenberry)和莫迪里安尼(F. Modigliani)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RIH)最早解释了上述矛盾。其核心思想是,个人消费行为具有社会性,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即“示范作用”;个人消费支出还具有不可逆性,即受到自己过去“高峰时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制轮作用”。这样,在收入降低时期,人们会通过消费其收入中的更大比例来抵消收入暂时减少而带来的损失。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of Consumption, APC)还依赖于现期收入Yt相对于过去最高收入Y0比率的大小,即[5]:
(二)基于收入及其构成的分析
消费不振有居民消费不振、政府消费不振和企业消费不振之分,而居民消费一直占我国最终消费的80%左右。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不振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抑制消费的长期性因素一直存在。例如,养老、医疗、住房及教育改革增加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缺失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掣肘作用;市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消费信贷难以推广;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等;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的制约度明显加大。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9(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现在我国低收入群体基本尚未被社保覆盖,同时这一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又很低。而在提高政府和国企体系之外的劳动者报酬方面,政策层面又暂无可行的办法。如果我们用下式来表示消费率:
(三)基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分析
西方社会奉行个人主义,注重法治。而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则以家族为纽带来维系,注重人治。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念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根源,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经济基础,并经过中华民族世代传承、自我发展而沿袭下来。此外,传统的尽忠尽孝、赡养老人、培养子女、望子成龙等家族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四、 中国消费模式的转变趋势
应当辩证看待中国模式,既要看到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因而国家应大力提振消费,人们也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同时又应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模式也是中国能够相对安全地度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种传统的消费观念短时期内难以改变。长期来看其改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牵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配套改革的系统工程。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转变低消费模式的关键点
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需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第一、二、三产业来协调带动;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为中国制造”转变。
经济伦理学的先驱之一约翰•穆勒说:“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在我国买方市场早已形成,产品过剩的情况下,应适时适度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以市场为分配力量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为分配力量的二次分配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改变“金字塔型”甚或“图钉型”收入结构,逐渐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结构,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若收入再分配的方向是高收入阶层份额降低、中等收入阶层份额或中低收入阶层份额之和上升,则总体居民消费可望得到提升。
(二)自主创新是转变低消费模式的源动力
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必须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把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之上。其方向是:发展产业价值链上游的零部件配套产业,鼓励自主研发,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向下游的管理、营销和服务价值延伸,发展自主品牌,实现OEM向ODM和OBM的转变。
诚然,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比较优势的外在体现仍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也是解决就业的内在需求。但我们在以劳动成本优势积极切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过程中,自主创新的步伐始终不能松懈。在站稳所擅长的产业区段的基础上,中国应更多地咬进国际产业价值链,在百级、千级、万级零部件产品的生产量级上力争做到世界第一,为加快落实自主创新奠定雄厚的基础,同时配合制度、政策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持,最终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利器崛起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长期以来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
(三)金融改革是转变低消费模式的助推力
金融是资源配置的中枢,而我国金融上的“劫贫济富”却制造了可观的中国剩余扭曲。中国的金融结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但能从大型银行或股市融资的,却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结构还人为压低利率,导致了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应当逐步开放民间资本金融准入的禁区,实现金融普惠制。放松金融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也是一个见效快的政策选择。[7]若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虽然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但由于家庭的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从而间接提高消费内需。
五、结语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及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到底什么是与全球市场经济相适配的价值理念?“西方经济人”式的崇尚奢侈、肆意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否应当在产品出口、吸引外资中加以过滤?倘若“西方经济人”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中难以抑制,那么量入为出的“东方圣人”式的生活方式将只有在全世界的绝望中才能让人们怀念。[3]
为了避免国际收支现有格局的解体和新的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美国经常账户大规模赤字的状况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虽然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降至2001年以来的最低值,但这种改善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全世界将拭目以待。根据S-I=X-M等式,美国应当适当增加储蓄,压缩消费,同时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他国共同在多边框架下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渐进的调整。唯有美国人增加储蓄,抑制消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失衡。
高储蓄、低消费的中国模式是在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我们不必刻意地、急功近利地追求这一模式的转变,而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无处不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提升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过程中逐步对之进行调整。在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多边调整中,我国也只能承担与我国的责任相对应的那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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