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贾林·库普曼1955年就认识到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公理性的研究方法，即“假设——推理”两阶段法（注：贾林·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首先，对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归纳、抽象，得到基本的假设或前提；其次，在基本假设或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然后得出命题或结论。在自然科学中这两个阶段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分工，彼此独立进行，相互检验。但在经济学中这两个阶段的工作至今仍混在一起。经济学的这种前提与结论混为一体的弊病，在于难以揭示出经济知识赖以存在的基础，无法揭示出经济知识中哪些来自观察，哪些来自推理，这些推理又是从何种前提出发的。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正是这种公理性的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学在进行研究时往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这会使很多经济现实无法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研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而后在此基础上推理提出了生产者理论、消费者理论、市场理论等，由此构建起其理论体系。但是这种抽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从此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了，当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正统地位时，它已经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已经忽略了流通的理论体系就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流通的忽视。综观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它对交换的研究并没有超出埃奇沃斯方盒理论多少，因为它至今没有突破其中的物物交换条件。埃奇沃斯证明，自愿经济中交换可以改善交换双方的效用，得出了物物交换的均衡条件是双方用以交换的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的结论。

    2.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研究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抽象掉流通

    也许有人会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而流通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或者部门经济学，前者注重抽象研究，后者应该注重具体研究，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将流通抽象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貌似合理，实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首先，它混淆了理论性质与研究对象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是应该注重抽象研究，这是由其理论性质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应该将流通抽象掉。因为要不要研究流通是研究对象问题，而要不要抽象研究则是研究方法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性质能决定其研究方法，却不能决定其研究对象。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将流通排除在其研究范围之外，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在抽象层次上研究流通。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流通是大量存在的，并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理论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于是一些对流通现实进行具体研究的流通理论产生了。正是这种具体层次的流通理论的影响较大，而抽象层次的流通理论没有或者影响较小，才使得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流通经济学应注重具体研究。第三，流通经济学虽然需要进行具体研究，但更需要进行抽象研究，特别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方法、原理对具体的流通现象进行的抽象研究，这样才能使流通经济学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应用价值。

    二、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

    1.格式化使经济学忽略了对劳动分工问题的研究

    这种间接影响首先起因于经济学在格式化的过程中对劳动分工问题的忽略。因为要研究流通就离不开对交换的研究，而要研究交换又离不开对劳动分工的研究。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竞争能有效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劳动分工对生产率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1890年马歇尔在将经济学综合为新古典经济学时，将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格式化，而劳动分工问题则由于能够分析角点解的数学工具还没有发现，故马歇尔无法将这一问题数学化，但是他在其《经济学原理》中用了一半的篇幅（8～12 章）论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注：杨小凯：《当代经济科学家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瓦尔拉斯等人引起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一度向格式化方向发展，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字工具，也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的原因，劳动分工于是逐渐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到了本世纪50、60年代，由于整个世界分化为两大阵营，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集中在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比计划更有效方面，它吸引了经济学家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这种研究的现实背景强化了始于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注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传统，进一步使经济学家忽略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直到近些年，伴随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研究才重新兴起。

    2.忽略了劳动分工问题的理论体系将流通过程当作一个黑箱

    由于正统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也就不会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认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交换现象，当然也就更不会从正统经济学的角度对流通进行研究。然而，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一环节的交换是必不可少的，而流通就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8页。）。因此，主流经济学忽略对流通问题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不过，毕竟还有埃奇沃斯等人对交换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认识，这使笔者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对交换视而不见，而是他们建立在资源配置而不是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理论体系限制了他们对流通的研究。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本身就暗含着对交换和劳动分工的认同，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区分就意味着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存在，但是，这只不过是没有商人媒介的“简单商品交换”。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是以简单商品交换与劳动分工的既定存在为前提的，从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将商人为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进而使商人为媒介的流通变成了一个黑箱。

    3.非主流经济学也没有对流通问题有过深入研究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交换经济，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十分发达的现代经济中，交换是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对交换和流通的忽视，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理论体系存在缺陷的原因。那么，非主流经济学是否也忽略了交换和流通的研究？回答是肯定的。在非主流经济学中，对交换研究最多的大概要算交易成本理论了。交易成本理论乍一看似乎对交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为交易成本就是交换中耗费的成本，但是认真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交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从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了备受后人推崇的“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市场能够自动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三、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

    1.相对重要性较大的要素或现象更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毋庸置疑，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概括、抽象、归纳和解释。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相对于经济现象本身的无限复杂总是显得很狭窄，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力相对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大量经济现实也总是显得很稀缺，因此每个经济学家都只能从某一个或几个角度对经济现实进行认识。同时，在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影响经济发展以及经济运行效率的因素时，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强调了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威廉·配第强调了土地，大卫·李嘉图强调了劳动，亚当·斯密强调了资本，熊彼特强调了技术，泰罗强调了管理，托夫勒强调了信息，罗马俱乐部强调了环境，韦伯强调了文化，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等等（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 275页。）。这种不同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对不同要素的关注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不同经济学家出于不同的偏好，并基于自己的认识从而对不同要素的关注程度不同；二是各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其重要性不同，比如在农业社会，我们无法找出比土地更重要的生产要素了；三是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不断认识到更多的要素对经济产生着影响。但是，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不同经济学家给予不同关注的各种要素事实上是互补的，彼此间谈不上孰重孰轻，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对不同要素的需求不同，使得稀缺性较大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更大。一般来说，相对重要性较大的要素或现象更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相应地有关该要素和现象的理论研究也就较为充分。

    2.商业和贸易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使经济学家忽视了对流通的研究

    经济发展使某一要素或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研究西方的致富之路时，发现西方经济的历史至少包括四组可被公正地称为革命的事件：从15世纪开始，贸易和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从而发生了一次商业革命；300年后的18世纪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 世纪初，电力和内燃机的问世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发生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注：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显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和商业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时期那样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它已逐渐从一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被随后的几次革命隐入到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中去了。这使经济学家很难发现它被忽视，因而和其他的经济现象相比，它所吸引的经济学家的目光不是更多了，而是越来越少了，不被重视使配置到有关流通理论的研究中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因而几百年来，经济学中有关流通的研究几乎没有太多的发展。但是，与经济学对流通研究的薄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业和贸易即流通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交易范围、方式、制度和流通形式不断发生创新，使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不断得到改进。这就是说，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本身重要性的降低。

    四、我国流通经济学研究薄弱的历史原因

    建国后，我国在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和原苏联的《苏维埃贸易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流通理论，这种流通理论的建立基础使我国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注定要先天不足。这是因为：

    1.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

    马克思流通理论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流通问题的有关论述，大致可分为流通概念、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理论以及商业资本理论等部分。这些论述在逻辑上自成一体，后人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但它们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流通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理论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作为马克思理论一部分的马克思流通理论也只是流通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马克思流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这是马克思流通理论并非完整意义的流通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没有提出“流通一般”的概念，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通问题，而不能说明其他生产方式下的流通问题，尤其是无法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流通问题；二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关注的是商品价值形态的运动，即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对商品使用价值形态的运动，即对物流过程研究的不够：三是马克思只是在抽象层次上一般性地揭示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以及商品流通的“本质”，而没有具体地研究企业以及社会的商品流通是如何组织的，即马克思的“商流”理论本身也是不够完善的（注：夏春玉：《现代商品流通：理论与政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6页。）。

    2.建国后形成的政策解释学的学术传统使流通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

    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抽象层次上，其目的主要是为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指导的，在具体指导经济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但现实中经济运行又需要有一种理论来指导，在当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苏维埃贸易经济》。但是这本书的有关内容与我国的实际有一定的距离，于是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学习后，结合我国的实际充实了一些新内容，编写了《贸易经济学讲义》。1957年，当时的商业部有关领导在接见中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时指出：“在贸易经济学方面，我们还没有可能编写一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只能从目前的商业政策中找出若干专题进行讲授和讨论。这样做的缺点是系统性不够，但好处是能阐明目前商业政策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建议采取这种做法。”这个讲话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影响深远，随后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按此要求编写了《商业政策》一书。这奠定了我国流通理论政策解释、政策汇编、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注释的学术传统，严重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对具体的商业运行机制和结构几乎没有研究（注：参见姜德波：《商业经济学：回顾、反思与重构》，载《商业经济与管理》1996年第6期。）。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的流通理论必将沦为政策解释学，在这种学术传统下，流通经济学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产生。改革后，由于惯性，这种学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还产生着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

    3.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使我国的流通经济学迄今仍未建立起来

    改革二十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局限性和政策解释学的学术传统等阻碍流通经济学研究的消极因素逐渐消失，现代经济学的很多研究成果也被介绍进来，但真正的流通经济学并没有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已经接受了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但并没有真正对其作为经济学而产生认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迄今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使流通经济学构建出具有自己特色而又能对理论经济学产生贡献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在已有的流通理论中，关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大致有三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和实务论，这些研究对象要么使流通理论无法汲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要么使流通经济学丧失自己的个性，从而失去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关系论认为应该将商品流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经济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它无法使流通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规律论认为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规律应是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规律”是有待揭示的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它只能是研究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研究对象本身。实务论认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实用技术。正是这种观点导致我们已有的流通理论围绕着商品的购、销、运、存形成了目前的分析框架，无法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因为商品的购、销、运、存等具体的业务操作事实上属于企业管理或管理科学的研究范畴。

    五、我国流通经济学构建的几点设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流通经济学的构建可以分两步走：一是放松假定，将流通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确定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二是在资源配置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上述框架，从而形成体系完整的流通经济学。

    1.确定流通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对象

    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定使流通从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若要使流通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我们必须放松假定。但是，流通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不意味着流通理论就一定能够成为具有个性的流通经济学。我们认为，能否建立起体系完整的流通经济学，首先取决于能否准确地界定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必须是流通经济学研究所独有的，而且还必须能够使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方法、原理和思想能够得到应用，在研究对象基础上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能够满足以上要求的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流通（商业）服务论（注：曹宝明：《商业活动的经济学方法与原理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7年第1期。）， 另一种是流通主体论（注：王小平：《商业经济学核心理论体系构建》，《财贸经济》1997年第12期。）。

    流通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因此，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若以商业服务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范畴定义为商业服务、商业服务的需求和商业服务的供给，主流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价格理论、市场理论等马上可以运用，也就是说，若以商业服务为研究对象，既能使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方法、原理和思想得到应用，又能使流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保持个性并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流通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引入经济人假设，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具体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规范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并指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体系应由商业发育论、商业企业均衡论、交换均衡论、流通均衡论、市场均衡论、贸易均衡论、流通产业均衡论、流通产业经济增长论和流通产业政策论等九个方面构成。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体系大量运用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同时也运用了很多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如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该体系又包含贸易均衡论和流通产业经济增长论，因此一些非主流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也能够纳入该体系。

    比较上述两种关于流通经济学的构建设想，我们会发现流通服务论和流通主体论虽然都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成果引入流通问题的研究，但距离建立真正的流通经济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流通服务论以商业服务为研究对象能够很容易地直接借助主流经济学的体系来对流通问题进行研究，使流通经济学体系结构体现出较强的逻辑性，但它无法将其它的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进来。而流通主体论则认识到了流通过程并不是一个黑箱，而是由无数个经济主体组成的一个集合，并且每个经济主体均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因而抓住了商人和商业企业这一流通领域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以它为中心引入很多影响其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是这一体系虽然能够包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因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而使得该体系的逻辑结构松散。因此，在通往流通经济学的道路上，还有一大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更具综合性的体系，以解决流通服务论的体系不完整和流通主体论的逻辑结构松散问题。

    2.在资源配置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综合的基础上构建完整意义的流通经济学

    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和流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流通领域内部本身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流通经济学不能不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又因为交换或流通的前提是劳动分工，因此，流通经济学又不能不研究劳动分工问题。如何将资源配置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加以综合是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关键。事实上，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也没有忽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二者的分离只不过是经济学格式化过程和经济学研究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引起的。20世纪50年代， 当处理决策问题中角点解的库恩——塔克 （Kuhn——Tucker）方法被发现后，有关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90年代，杨小凯继承了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等人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将其格式化和深化，提出了分工经济的概念，指出只有当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交换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其带来的交易成本即存在分工经济时，分工才会存在和发展，交换才会发生（注：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3页。）。他指出，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都可以自己选择专业化或是自给自足，只有当参与分工专事生产一种产品带来的收益大于自给自足时，人们才会选择分工。基于这种认识，杨小凯内生了每个人的专业化决策，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分工，然后用分工来解释供给和需求，从而将劳动分工问题和资源配置问题综合到同一个理论框架里，即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使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综合，也使我们看到了构建真正意义的流通经济学的希望。

    3.马克思流通理论在流通经济学中的地位

    改革20多年来，我国流通理论的研究不断丰富，既有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梳理、补充与完善，也有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流通现象的新解释、新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一个结构严谨、逻辑关系紧密的流通经济学。那么，如何构建流通经济学，除以上内容外，我们认为，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流通理论。

    我们认为，在流通经济学中，马克思流通理论还是有重要价值的。这是因为：流通经济学要想对流通领域的具体经济现象解释清楚，既要研究商品流通中的本质的经济关系，又要研究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运动的共同规律和普遍形式，而马克思流通理论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另外，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丰富了经济学，它使经济学分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完整意义的经济学应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同样，完整意义的流通经济学也应该是马克思流通理论与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流通理论的综合。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种理论自成一体，互不相同，且缺乏共同语言，要想将它们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有机地综合的确很困难。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困难就将马克思流通理论抛弃，现在解决不了，并不意味着今后解决不了。我们要尽量在各种不同的流通理论中寻找共同点，从而尽可能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向流通经济学的彼岸，至于哪种流通理论能够存活、发展，那由理论市场的竞争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