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一：中国市场波动三要素论（195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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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是市场不断扩张、收缩的循环过程。扩张来自于政府的“赶超压力”和企业的“企业压力”，收缩则是由于受到了“基础瓶颈”的制约。因此，政府、企业和“基础瓶颈”成为市场波动的三要素。本文的分析就是立足于这三要素，沿着这三条思路将问题展开论述。
一、市场波动实证考察
由于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反映，因此，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所说的往往是同一回事。当然，市场波动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波动，本文所研究的市场波动主要以流通领域的市场为研究对象，所用考察指标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经济波动一般可分为古典波动和增长波动。古典波动指经济活动水平的绝对上升和下降；增长波动指经济变量增长率的变动，探讨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波动或市场波动，不宜选取古典波动，而应选取增长波动。因此，分析市场波动要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变动态势为基本依据。
（一）市场波动的表象特征。下面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指标，考察１９５３年以来的中国市场波动实况。从图１中，我们可直观地看到，自１９５３年以来，我国市场波动剧烈，出现了１０次波动，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１０次周期波动具有如下特征：
表１ 历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投资额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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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全民所有制单位) 人格指数
年度 -------------------------------------------------------------------- (以1950年
总额 以1950年不变价格计算 增长率 总额 以1950年不变价 增长率 为100)
(亿元) 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 (亿元) 格计算的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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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276.8 247.6 111.8
1953 348.0 301.0 21.57 91.59 79.24 115.6
1954 381.1 322.1 7.01 102.68 86.81 9.55 118.3
1955 392.2 328.2 1.88 105.24 88.03 1.41 119.5
1956 461.0 385.8 17.55 160.84 134.56 52.60 119.5
1957 474.2 390.9 1.32 151.23 124.65 -7.43 121.3
1958 548.0 450.7 15.30 279.06 229.52 84.13 121.6
1959 638.0 520.0 15.38 368.02 299.93 30.60 122.7
1960 696.9 550.9 5.94 416.58 329.33 9.81 126.5
1961 607.7 413.4 -24.96 156.06 106.19 -67.76 147.0
1962 604.0 395.8 -4.26 87.28 57.21 -46.13 152.6
1963 604.5 421.0 6.37 116.66 81.27 40.05 143.6
1964 638.2 461.5 9.61 165.89 119.96 47.62 138.3
1965 670.3 498.0 7.91 216.90 161.14 34.33 134.6
1966 732.8 546.0 9.64 254.80 189.96 17.83 134.2
1967 770.5 578.5 5.95 187.72 140.92 -25.78 133.2
1968 737.3 553.1 -4.39 151.57 113.73 -19.30 133.3
1969 801.5 608.1 9.94 246.92 186.65 64.11 131.8
1970 858.0 652.5 7.30 368.08 279.85 49.93 131.5
1971 929.2 712.0 9.12 417.31 319.72 14.26 130.5
1972 1023.2 786.0 10.39 412.81 317.05 -0.85 130.2
1973 1106.7 844.8 7.48 438.12 334.43 5.48 131.0
1974 1163.6 883.5 4.58 463.19 351.71 5.17 131.7
1975 1271.1 963.7 9.08 544.94 413.11 17.46 131.9
1976 1339.4 1012.4 5.05 523.94 395.99 -4.14 132.3
1977 1432.8 1061.8 4.88 548.30 406.15 2.57 135.0
1978 1558.6 1146.8 8.00 668.72 492.05 21.15 135.9
1979 1800.0 1298.7 13.25 699.36 504.62 2.55 138.6
1980 2140.0 1458.8 12.33 745.90 507.76 0.62 146.9
1981 2350.0 1562.5 7.11 667.51 443.82 -12.59 150.4
1982 2570.0 1673.5 7.30 845.31 551.40 24.21 153.3
1983 2849.4 1831.2 9.23 951.96 611.83 10.96 155.6
1984 3376.4 2110.2 15.24 1185.18 740.75 21.07 160.0
1985 4305.0 2472.7 17.18 1680.51 965.25 20.21 174.1
1986 4950.0 2683.0 8.50 1978.50 1072.36 11.10 284.5
1987 5820.2 2939.4 9.56 2297.99 1160.60 8.23 198.0
1988 7440.0 3171.4 7.89 2762.76 1156.36 -0.37 234.6
1989 8101.4 3003.4 -5.59 2535.48 917.36 -20.67 276.4
1990 8300.1 2941.2 -2.07 2918.64 1034.25 12.74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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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９９０年投资总额中含商品房建设投资１８５．５７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７、２３４、５９１页。
图１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曲线
（附图  ）
注：根据表１中的数据绘制
（１）每个周期的持续时间一般为３至４年。（２）波动剧烈、幅度大。（３）波动幅度以１９６９年为界，逐步趋向缓和。
（二）市场波动与投资活动的相关性。与世界各国的情况一样，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表１中的数据表明、自１９５３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波动非常剧烈，与市场波动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图１清晰地显示了二者波动趋势上的一致性。
其实，投资波动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只是比市场波动更不规则，波动幅度更大，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周期中，落差竟高达１５１．８９％，真是史无前例。从图１中可以看到，投资波动共有９次，其中竟有７次属古典型波动，即７次出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下降。这７次波动周期的波谷年分别是１９５７、１９６１、１９６７、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如以１９６９年为界，这之前投资波动与市场波动几乎完全吻合。１９６９年以前投资和市场各有４次波动，这４次中只是第４次市场波谷（１９６８年）比投资波谷（１９６７年）滞后一年。前３次出现波谷的年份完全吻合，只是投资波动的幅度市场波动更大。１９６９年以后，两者的波动幅度都相对趋向缓和，两者的一致性也减弱，但投资波动与市场波动仍然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另据资料表明，投资波动不仅与市场波动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整个经济波动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投资波动是市场波动和整个经济波动的最直接原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奉行低消费政策（八十年代以来消费水平方有较大提高）。事实上，在我国，投资波动所反映的就是社会总需求波动。众所周知，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然而我国的低消费却具有很强的刚性，难以对经济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社会总需求波动只能通过剧烈的投资波动表现出来。总之，投资波动是市场波动和整个经济波动的最直接原因。
二、市场波动成因分析
市场是国民经济的一面镜子。市场波动是国民经济波动的总体反映。因此，探讨市场波动成因应深入到国民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之中。前面已证实了市场波动与投资波动高度的相关性，投资波动是市场波动的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就通过投资波动这个线索将问题展开，以寻求市场波动的成因。
通过深入的探索可以发现，政府与企业的扩张和收缩行为是导致市场波动的根本原因。其作用过程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赶超压力”和患有“投资饥渴症”企业的“企业压力”直接转化为“投资压力”，形成投资冲动，这种冲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础瓶颈”的制约，最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收缩投资，从而形成一次周期波动。简单地说就是，扩张是由于政府与企业两方面的原因，收缩是由于受到“基础瓶颈”的制约。因此，政府、企业和基础瓶颈成为导致市场波动的三要素。
（一）超高速度的政府政策失误。通过分析建国以来历次投资波动的背景，可以发现历次投资冲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支配下的超高速度政策失误，这种失误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赶超压力”。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很落后，不仅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而且后来又面临着亚太地区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尽快摆脱困境，赶超发达国家，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使中国人民迅速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些美好的愿望是极其可贵的，鼓励着领导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然而有了这种愿望，政府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加速经济增长、急于求成的企望。当国民经济形势较好，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时，中央政府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他们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要求大干快上，增加投资，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国民经济也随之进入高潮阶段，出现“波峰年”。但是，经济膨胀，过高的积累率必然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不可克服的“基础瓶颈”和全面紧张，结果造成经济的剧烈振荡和失衡，经济增长从“波峰年”迅速转向衰退萧条时期，直至跌入“波谷年”。这时，决策者不得不采取调和紧缩政策，降低积累率，减少投资额。但当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时，往往又诱发乐观情绪的再生，“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决策者又开始制定扩张经济的方针政策，结果是新的又一轮超高速度和经济过热。其具体过程是：追求过高的速度→实行过高的积累率→超越国力扩大投资规模→经济失衡衰退→被迫调整。
（二）企业的“投资饥渴症”。“投资饥渴症”的根源是企业体制。在传统的企业体制下，必然导致预算约束软化。预算约束软化的实质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国家是起保护作用的“父亲”，企业是“孩子”。预算约束软化这一症状，正是国家父亲般作用的表现。预算约束软化所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企业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抑制，投资需求成为无底洞，这样，“投资饥渴症”就不可避免了。完全缺乏活力的企业体制下的预算约束软化是“投资饥渴症”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以下原因也加剧了“投资饥渴症”。第一，传统体制时期对企业领导人的考核指标主要是计划完成情况，而所得国家投资越多就越容易完成计划；第二，随着投资增多而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企业领导人的社会声望和职业威望；第三，通过投资可以缓解本单位内部问题的压力。有了投资，就可以增添新设备，淘汰旧设备，扩建新厂房，改善基本生活设施。
现行的双轨体制并不能消除“投资饥渴症”，这主要是因为双轨体制下的国营企业仍然缺乏充分的活力，表现为企业仍然不能摆脱政府行政机关的束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然，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推行承包制等经营方式，企业活力是增强了，但距离真正的活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承包制下的活力只能称作“半活力”。而企业的“半活力”并不能抑制投资需求，相反恰恰是双轨体制下“投资饥渴症”存在的最基本原因。
（三）“基础瓶颈”。来自中央政府的“赶超压力”和处于“投资饥渴”状态的企业的“企业压力”直接转化为“投资压力”后，造成巨大的投资冲动力，这种投资冲动能否持续下去？如果能够的话，那么，经济将会沿着一条增长直线，保持着高增长率，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周期波动了。然而事实上，这种投资冲动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基础瓶颈”的制约。
所谓“基础瓶颈”，简单地说就是投资冲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基础部门增长速度低于加工工业部门而造成的社会生产所遇到的基础部门产品和服务严重供不应求的障碍。其实质就是基础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远远小于和长期小于需求。所谓“瓶颈”，用捷克学者J·戈德曼（J·Goldmann）的话说就是投资“障碍”，南斯拉夫学者B·霍尔瓦特（B·Horvat）叫做增长“阐限”。这里的基础部门是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统称，包括能源（煤炭、原油、电力等）、交通、基本原材料（建筑材料、钢材、化工材料等）等生产部门，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如电话通讯、城市排供水系统等等。
基础瓶颈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近年来，基础瓶颈进一步狭窄。这里以基础产品中的原材料为例加以说明。
原材料价低利微，其生产发展远远跟不上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原材料工业增长速度与加工工业增长速度之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９６上升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１．４０，再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１∶１．６７。详见下表：
年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原材料工业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增长率同加０．９６ １．１８ １．４０ １．４９ １．４７ １．５３ １．６７
工工业之比 |
作为衡量基础工业是否适应整个工业的一个重要指标——成品钢材的弹性系数（即成品钢材产量增长速度与工业增长速度之比）近几年也呈下降趋势，详见下表：
年份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成品钢材 ０．５６ ０．８９ ０．４６ ０．３３
弹性系数 |
另据资料表明，能源、交通运输部门也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基础瓶颈日趋狭窄，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三、市场波动的防治
市场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于各国经济发展中。但当市场波动剧烈或发展成为恶性市场波动时，则会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的市场波动剧烈，大起大落，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有悖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因此，对这种恶性市场波动必须加以防治，使之发展成为良性的市场波动。
研究防治市场波动的对策，应该立足于影响市场波动的三要素，沿着这三条思路“对症下药”：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加快企业体制改革步伐；消除“基础瓶颈”。
（一）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是减轻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程度，减少政府失误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政府职能转变，调整与市场经济运行不相适应的政策。
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是政府要从以管理为主转到以服务为主的轨道上来。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明确政府的身分和权力。政府只能是政权的执行者，而不应是国家所有制的代表。因此，要把国有经济的所有权从政府那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个机构与政府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政府不能干预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转。这样，在所有权和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政府就只能以行政权的身分收税，而不能以所有者的身分收取上交利润。
政府要从管理为主转到服务为主上来，必须要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来组织社会经济。如投资政策，一定要改变政府作为唯一投资主体局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要多元化。政府投资应该放在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便又适宜于政府以外的其它经济投资的公用事业方面，包括公共设施、市政工程、社会福利设施等。此外，其它政策，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等等，都要尽快实现从管理为主到服务为主的转变。
（二）加快企业体制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传统企业体制的最大弊端是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这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明晰。表现为：一方面，企业不是真正的利益、责任、权利的主体，它既缺乏动力和刺激，又缺少压力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企业必须按行政部门的命令行事。
因此，今后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并不是对传统企业体制修修补补，而是要明确企业财产关系，将政企不分的公有制企业改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不分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但至今收效甚微。“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公有企业，仍然占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大多数。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理顺企业财产关系，政府的行政权还没有同公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分开，政府主管部门既是公有企业的行政管理者，又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主管部门既是“婆婆”，又是“老板”。你说政企分开，它总是可以利用“老板”的身分，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在这种政资不分的情况下，政企是不可能真正分开的。因此，实现政企分开，首先必须明确企业财产关系，把公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职能从政府行政机构的职能中分离出来。
实行承包制并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因为承包制下，政府主管部门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发包方，既政资还是合而为一的。这是承包制的最大缺陷，也是承包制自身无法克服的。承包制下的企业只有“半活力”、距离真正的活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承包制完成不了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历史使命，股份制也就应运而生。因此，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三）消除“基础瓶颈”。“基本瓶颈”犹如横亘在经济运行轨迹上的一道天然屏障，每当遇到这道屏障，经济就萎缩不前，甚至发生严重倒退，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清除这道屏障。
要消除基础瓶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提高基础产品价格和资金在各部门间的自由转移。产生基础瓶颈的最根本原因是极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基础产品价格过低。基础产品价格过低，一方面不利于抑制对基础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不利于扩大基础部门的生产能力，增加基础产品的供给。因此，要消除基础瓶颈，必须首先从提高基础产品价格入手。其次，要形成一种资金在各部门间自由转移的机制。如果说资金不能在各部门间自由转移，那么即使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了，但其他部门的投资仍然不能转移到基础部门，基础部门的生产能力还是不能扩大。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后，就能减缓乃至消除基础瓶颈。
因为：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后，基础部门利润随之提高，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其他部门的投资相继转移到基础部门，扩大基础部门的生产能力、增加基础产品的供给，缩小基础产品的供求缺口。
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快这两方面的改革。首先，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可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以基础产品价格为突破口。主要是控制社会总需求，将物价总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这个前提下，各种具体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可以尽量放开，使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状况和市场供求关系。这样做，不会把价格放乱，把市场搞乱。放开价格，一定要以基础产品价格为突破口。以往的价格调整往往忌讳调整基础产品价格，我们欠基础产品的债太多了。价格改革中，必须为基础产品价格“补课”，将基础产品推向市场，由市场定价。其次，形成资金在各部门间自由转移的机制。马克思说资本在部门自由转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那种在不断向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１）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２）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１９页）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两个条件在我国很有现实意义。在我国，资本很难在部门间自由转移，要实现资本在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但我国这两个条件尚处于萌芽状态，很不成熟，传统体制时期这两个条件完全没有，即资本和劳动力完全没有活动性。双轨体制时期，资本和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活动性有所增强，但距离自由流动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劳动力流动还受到严格限制，几乎处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之中。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必须开放和发育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只有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育到相当高的程度了，资金和劳动力才能在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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