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外资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的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内地的成长是否会步“拉丁美洲化”的后尘，逐步沦为欧美跨国企业的代工厂与附庸，并最终失去独力发展经济的可能性？这是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忧虑。

　　沙振权代表以零售业和汽车工业为例，讲了他的忧虑：零售行业中，外资更受欢迎，而国内企业在扩张时往往受到限制，面临被外资垄断的危险，国外一些连锁经销商有可能成为中国本土零售企业的终结者；在中国，也许没有任何别的行业像汽车工业这样依赖合资模式，但合资20年，至今没有开发出一款走向世界的自有品牌，而韩国坚持自主开发道路，用了同样的时间就把韩国品牌的汽车推向了世界。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境外直接投资(FDI)是流入中国的外资最主要的部分。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吸收FDI近5000亿美元，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沙振权代表认为：“简单地把中国和拉美比附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鉴之下，在新的战略机遇时期，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优越于本土企业的政策优惠，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国的企业将没有机会成为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GSM基站市场是4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只有6%是由中国企业提供的；中国的手机产业被外国厂商卖芯片赚走将近100多亿美元，而2004年手机做得最好的国内企业才挣了7亿元人民币。沙振权代表说，虽然中国已经号称是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我们不是世界制造强国。中国在电子产品以及其它一些日常消费品的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方面已完成了积累的过程，在生产能力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技术开发能力方面还非常脆弱。“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集中于制造成本上，在原创技术的开发方面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

　　沙振权代表建议，一要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政策机制，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提高中国企业的经济增加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拉动力量。二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初期提供的政策保护手段，从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采购几个方面给予有可能形成重大突破性的领域和企业以适当的支持，帮助这些企业将制造优势转化成技术优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三是大力推进制度建设，以法律解决市场争端而不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四要建设公平的竞争平台。中国的民企今天仍在许多方面待遇不仅不如国企，也往往不如外资。例如，在广东向国企开放投资运营的行业超过80个，向外企开放的超过60个，但向民企开放的却只有40多个。五是减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尤其是沿海地区，这就需要鼓励当地的投资欲望，政府可以在有关税收政策和其它配套政策上建立鼓励本土投资者积极投资的机制。六要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