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除了建筑成本、房改与搬迁等因素之外，还由以下因素共同导致：
   
    过分依赖开发投资
    (一)为了获得级差地租，地方政府有动力不断扩展城市，进行「圈地运动」。级差地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的地方政府，骨子里自然希望抬高房地产的价格。众所周知，把生地炒成熟地、再炒成热地，地方政府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增加地方收入。

    根据有关统计，有的城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超过50%，有的城市房地产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这造成城市经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分依赖。所以，尽管中央政府竭力加强宏观调控，但是各地政府仍然热衷于「摊大饼」，进行一轮又一轮「圈地运动」，这是地方政府利益驱动的结果。以浙江绍兴市为例，这几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达给绍兴市每年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6000亩左右，而全市实际用地远远高于这个数目：1999年为1.05万亩，2000年为2.55万亩，2001年为4.42万亩，2002年为6.94万亩，2003年上报用地则突破了10万亩。许多城市的实际建设用地，都是数倍于其计划用地指标，甚至出现了用地严重超规划的地区，出巨资购买用地未超规划地区指标的现象。

    各地追求政绩工程
    另外，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也急于从房地产入手。根据建设部的统计，全国目前竟然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而首都北京日前出台规划时，也只是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城市」，而达不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准。恶果之一是一些「形象工程」，严重超越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在全国拖欠的1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占近四成，总量高达700亿元。(二)房地产企业作为利益中人，作为庄家，表面打压而暗地拉抬，相互结盟应对打压势力。透过各种房地产高层论坛，市场上瀰漫着房地产精英们对市场未来走高的热情和信心，这一点北京市表现尤为突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的分析》报告，1997年以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最大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仅仅2003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在施工面积达9070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商品房面积3434万平方米，在全国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六位。全市房地产投资总额达到1202.5亿元，占全社会完成投资的55.7%，比1997年提高了21.3个百分点。而2003年上海的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左右；2003年广州市的生产总值与北京基本相等，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不到北京的一半。

    投机资本大量涌入
    (三)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维系着房地产这个「热气球」，不希望它引爆。一旦泡沫破了，首当其冲的是为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这个山芋尽管烫手，但还得捧着它。在信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欠债者光荣、借债者有理。200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6.7%，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9.7%。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严格规定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条件。

    根据有关统计，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约占全部到位资金的10.3%，房地产开发业的主要资金来自银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来自国内金融机构的贷款比上年增长了53.3%。所以，银行业的金融风险与房地产市场景气状况紧密相关。房地产市场得以运行，银行的金融风险得以维系与控制。(四)已有房地产的消费者也不希望房地产价格走低，否则自己的投资受损。「先富一族」当然也对日益攀升的房地产暗自庆幸，感歎自己的投资精明，后悔当时没有更多投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6月底商业银行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1万亿元。这些人肯定不希望自己投资的房地产是趋于贬值的。(五)不断涌入的房地产投资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逐利，无可厚非。然而，房地产的暴利却是应当谴责的。就连外资也把房地产业作为重要的投资领域，从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的分布来看，房地产业仅次于制造业，占了全部合同外资的近20%。

    政府调控手法幼稚
    (六)国家连续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但没有根本遏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助长了房地产价格未来升值的预期。譬如，国务院下令将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提高为35%；国办发出半年内停止农地转征的通知；国土资源部71号令《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等等规范，意味着土地由政府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定价，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和宏观管理部门急于加强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又暴露出调控的手段和手法比较幼稚。譬如，政府控制土地资源的结果，无非是：

    第一，房地产企业进一步追逐土地，进而造成了房价更容易受到房地产商的主导；第二，各种政策导致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进一步寡头垄断。大房地产商不仅不缺乏资金，而且比较容易利用各种叫价打压中小房地产商，其恶果是房地产的供应方面日趋集中和垄断，垄断的代价必然是高价格和暴利。(七)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刺激了购房者敏感的神经。各种炒家应运而生，浙江炒房团、山西炒房团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市建委联合实施的调查，目前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的炒家购房比例为17%。总之，在各种力量对比之下，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低收入者，包括刚走出校门的学子，他们才是住房的真切需求者，而又无力购买商品房，甚至连经济适用房也无法「染指」，他们从内心里希望房地产价格下降，而他们的声音每每无法得以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