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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居民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本文采用排序选择模型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收入水平、子女教育状况、家庭人口规模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户主工作单位性质、受教育水平也影响消费意愿，由于居民消费观念保守，信用卡对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还研究了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根据这些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排序选择模型；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通常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改革开放，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出口推动，这种增长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走国内消费需求主导型的增长道路，依赖于最终消费需求的提高才能健康、有效、稳定地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一直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经济学家将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视作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过程中，以居民的消费倾向作为联系收入问题与消费需求的纽带，通过分析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或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解释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袁志刚、朱国林（2002）［1］概述了凯恩斯消费理论下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生命周期假说的不同情况，论述了消费理论的发展对生命周期理论的冲击。李军（2003）［2］从理论上探讨了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关系，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但认为收入差距尚不是构成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提高总量收入水平与缩小收入差距并举，才是解决消费不足的关键。苏良军、何一峰（2006）［3］采用泛函系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城乡消费函数，认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结论。吴晓明、吴栋（2007）［4］从标准的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运用我国1985—2004年城镇居民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减小，从而影响到总消费水平。杨汝岱、朱诗娥（2007）［5］从理论上证明了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条件下，更均等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能扩大总消费需求，但在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的条件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扩大总消费需求，并且进一步利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进行的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段先盛（2009）［6］将总平均消费倾向作为衡量消费需求的指标，构建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数学模型，严格证明了如果收入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而递减，则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将会提高总体平均消费倾向，通过进一步对1995—2006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分析发现，阶层间的收入分配恶化阻碍了消费需求的提高。
但是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具有特殊性，许多研究认为以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我国的消费问题。需要在传统消费函数理论的框架内，将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加以考虑，进而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解释。龙志和、周浩明（2000）、［7］罗楚亮（2004）［8］在预防性储蓄框架内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结论都显示我国居民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体制转型过程中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并成为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Modigliani和Cao［9］(145-170)使用1953—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他们的研究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人口结构和赡养比率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都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以对湖南长沙市随机抽取的500户家庭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排序选择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将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等作为主要因素，以居民消费意愿作为联系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需求的纽带，并进一步考虑了户主职业、家庭人口数、户主学历、子女教育状况、信用卡使用状况、家庭储蓄状况等因素，验证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长沙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并且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文章内容除引言部分外，共分为三部分。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和变量，第三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部分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主要实证分析方法为排序选择模型方法。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choice model）是多元选择模型(multiple choice model)的一种，它是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 变化规律的方法。设有一个潜在变量yi是不可观测的，可观测的是yi，设yi有0，1，2， …，M等M+1个取值。
根据分布函数F(x)的不同可以有3种常见的模型：Probit模型、Logit模型和Extreme value模型。模型的估计方法采用极大似然法，其中，M个临界值c1,c2,…,cM作为参数和回归系数一起估计。
(二) 变量选取
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消费意愿（APC），由于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实地调研，无法观测到其具体值，只能根据调研得到的区间数据将其分为不同的级别。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因素Ｘi包括人均年收入、户主职业、家庭人口数、户主学历、子女是否在受教育、信用卡使用状况、目前阶段家庭储蓄的最主要目的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得到。模型中各变量的分组状况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结果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此次问卷调查从长沙市随机抽取了500户家庭，被调查者涵盖了长沙市城镇居民的所有收入阶层，样本选择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长沙市城镇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此次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长沙市城镇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口结构、户主教育水平、家庭信用卡使用状况、家庭储蓄目的等。问卷总共发放500份，收回500份，有效问卷500份。
表2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在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中，被调查家庭居民消费意愿比较高，5722%的家庭平均消费倾向超过50%，与一般的认识不同，其原因一与调查样本有关，其二这个数据可能反映了中国平均的消费意愿，以前的数据不仅包括居民，也包括企业的数据，低估了居民消费。人均年收入主要集中在3-8万元之间，每户家庭人口数4人的比例超过50%。户主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水平，超过63%的家庭有子女在接受教育，信用卡的使用比例较低。
(二)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长沙市居民调查问卷中收集的数据，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包含了P模型（有序Probit模型）、L模型（有序Logistic模型）、E模型（有序Extreme value模型）三种有序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了各参数的估计值、标准误以及显著性检验的p值。
1在三种模型估计方法中，平均收入的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而且显著性水平为5%。通过观察可发现，表中各收入等级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绝对值逐渐增大。说明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越低。这与传统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相符合，也验证了当今的主流观点，即：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而合理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2户主工作单位属性在使用P模型、E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时，户主职业类型为民营企业职工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10%显著水平；且系数估计值为负数。说明户主职业类型为民营企业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低于其它家庭。这与我们的直观感觉相符合，与其它类型工作单位相比，长沙市民营企业发展相对落后，员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远远落后其它类型工作岗位，获取收入的能力相对较低，这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需求。户主职业类型为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较之其他类型家庭而言无明显差异，甚至可能低于其它类型的家庭。这与我们的直观感觉有所背离，这可能与这些单位职工虽然收入较为稳定，福利待遇较好，但大部分收入为固定收入，而且与其它类型职业的居民相比（尤其是较为成功的个体经营者），收入的绝对数额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居民消费意愿降低。
3家庭规模超过4人的家庭P模型、L模型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E模型估计值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且系数估计值均为负。可见，4人以上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会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人口数高于4人的家庭多数为有老人的家庭，相对于年轻人，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的日常基本消费需求较低，整体消费意愿也较低。
4户主教育类型为大专以上的家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说明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户主，其家庭居民消费意愿高于其它家庭。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的户主收入水平往往高于低学历的户主。
5子女教育状况的三种模型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且估计值为正，说明有子女在接受教育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其他家庭。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家庭不惜将大笔收入投入到代价昂贵的课外辅导课程。
6信用卡使用状况的E模型估计值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且估计值为负；P模型、L模型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常使用信用卡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反而可能更低，或者对居民消费意愿没有明显影响。这与当今的主流观点：信用卡的使用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有所背离。
7目前阶段家庭储蓄最主要的目的子女教育的P模型、L模型参数估计值分别通过了5%、10%显著水平的检验，且参数估计值为正，E模型估计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当前阶段储蓄的主要目的为教育时，居民消费意愿较高。而储蓄目的为购房的家庭，消费意愿非常低。
四、结语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实证检验结果，收入水平、子女教育状况、家庭人口规模是影响长沙市居民消费意愿的最主要因素。高收入阶层的居民的消费意愿明显低于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意愿；有子女在接受教育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明显高于无子女在接受教育的家庭；家庭人口数高于4人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其它类型的家庭。户主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相对较低。接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户主，其家庭成员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与经验常识相反，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家庭而言，经常使用信用卡的家庭并未体现出居民消费意愿较高的现象，这类家庭居民消费意愿反而可能低于其它类型家庭。相对于其它类型家庭，目前阶段家庭储蓄的最主要目的为养老的家庭，居民消费意愿较高。因此，合理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地区基本教育保障及教育水平对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意义深远。
政府要着力解决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降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风险预期，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城市“低保”工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民营企业员工的收入待遇，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等等。☆
主要参考文献：
［1］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兼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2］李 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
［3］苏良军,何一峰．中国存在消费的“库兹涅茨之谜”吗?——来自城乡面板数据的检验支持［J］．经济科学,2006(2)．
［4］吴晓明,吴 栋．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状况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
［5］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
［6］段先盛．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结构分析——兼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
［7］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
［8］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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