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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然而，近年来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制约消费的因素又错综复杂，呈综合性态势，值得引起高层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对此热点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汪亮研究员。
汪亮研究员分析指出，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尽管相当复杂，但综合起来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评价指标体系过于传统，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消费需求的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渐步入小康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已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被长期抑制的、以商品物质为特征的第一波需求动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以后，人们的需求倾向已逐步转向了以住房、汽车、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等高档物质与精神享受并举的新阶段。随着住房、汽车、电脑等高档物质的消费逐渐普及，人们对能源和服务的消费日渐增长，其一反映在对汽油、电能、燃气、水等能源的消费极大增加；其二反映在对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的消费增加；其三反映在信息类的上网费、话费（含手机）等消费的增加。这些已经成为居民除基本生活支出外的重要消费支出部分。然而，我国现行的消费需求评价体系不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上述消费状况，一般采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恩格尔系数等常用工具，这些传统的常用工具启用的时代背景，已经同当前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内需不足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统计手段、统计口径、统计方式的误导，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当前我国的需求状况。因此，很可能误导一系列的决策。
第二，研发不断弱化，商品的更新换代周期不断延长，使有效的消费需求不能被满足。
2004年9月上旬，在上海举办的“香港日用工业品博览会”，受到了上海广大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场内热烈选购的气氛已经久违多时了，所有商品一上货架，半天内就被购买一空。出样的商品无论在外观设计、还是在功能开发、抑或是科技含量上都胜人一筹，有造型别致的卧房用品、有功能新颖的浴室用品、有构思奇特的厨房用品……。在这之前，“日本生活用品博览会”也出现了同样的热烈场面。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市场的需求依然十分庞大，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人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其深层次的问题则充分暴露出我国日用工业品的研发能力正在逐步弱化。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日用工业品的研发体系主要依托于国有的工业条线而生存并发展。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国有企业的转制，我国传统的日用工业品研发体系也逐渐瓦解。而不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出发，放弃了同最终消费直接对接的都市工业和基础研发，而纷纷转向能够拉高GDP的重化工业，也为我国都市工业和基础研发的发展雪上加霜。
从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许多国家已开始纷纷从单一的工业研发体系向工业、社会第三方、商业三足鼎立的研发体系转型，如今已经完全转型完毕。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又十分重视同最终消费对接的都市工业，通过不断竞争，使最终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大为缩短，商品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刺激了消费，也大大创造了需求。这一点也希望在新一轮发展中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第三，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消费需求。
毋需置疑，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制约消费的重大因素之一。我国现行的两元社会结构使广大的农村市场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社会保障也不能够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农民社会保障的矛盾十分突出，极大的制约了八亿农民的消费。与此同时，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尽完善，企业和在职职工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大部分，企业和在职职工的负担越来越重，有些省市社会保障金的年增长率高于同期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一方面制约了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大的制约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由于未来预期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子女的求学，也为了防病养老防失业，城镇居民纷纷捂紧口袋，加紧储蓄，不敢也不愿增加“不必要”的消费支出。
他认为，上述三大因素，充分反映出我国在内需方面既有评价体系不全面，不能对消费需求作出正确评价的问题，也有有效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又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消费需求被抑制的问题。这些综合性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予以解决。
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汪亮研究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根据我国当前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战略目标，摒弃传统的评价模式，创新消费需求的评价手段，尽快建立起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小康社会特征的消费需求评价体系。
二是，建立和完善我国中长期的产业发展政策，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实施各地区的产业分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以政策为导向，积极推进各地区的相互合作，使资源得以共享，优势得以互补，从而发挥出我国生产和消费及市场的整体优势。
三是，在城市中要积极发展具有各地特色的都市工业。尤其在人口密集和增长的大中型城市，要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都市型工业的发展，不断增强其科技含量，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轻、化、纺等日用工业同时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增加就业和拉动内需提供动力。
四是，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研发体系。尤其是大城市，要发挥人才集聚、资金集聚、技术集聚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研发向产业化发展，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努力培育商业研发、社会第三方研发、工业研发齐头并进的都市研发产业，积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推进研发由模仿型向自主开发型转变。
五是，加快本土商品的品牌化建设。品牌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能仅仅争当国际的加工厂，还应参与全球资源的分享。因此，这就需要我国尽快的培育国际性的本土品牌，在加速我国产品更新换代、技术进步、促进内需的同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六是，在新一轮发展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作战略性的调整。将财政支出由过去的建设性投资转向社会保障和基础性公共产品领域，比如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力度，加速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此同时，通过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基础性教育和基础性医疗体系的建设，逐步降低老百姓对未来预期的忧虑。
汪亮认为，通过以一系列综合政策的配套，将有利于从深层次来解决阻碍我国消费需求发展的障碍。当前，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当前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他指出，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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