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弘扬大禹“不朽精神”进行公祭或民祭，无论对光大华夏文明还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都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近年兴起公祭民祭大禹的背后，人们却“另有所思”，即祭大禹归根结底是为了促旅游、促招商。

　　公祭民祭大禹活动的此起彼落，还涉及到大禹的出生地问题。而今，史学界、学术界对大禹的身世就争持不下，“有的认为大禹生于四川，在中原开夏朝”。而浙江绍兴人则坚持“本地以能出大禹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平心而论，作为对古代历史人物的论证，应该百家争鸣、不断深化，通过反复论证，逐步求得统一。但是，一些地方争大禹的产地“正宗”不是为论证史实，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争名气争旅游资源。而今，这类争夺比比皆是。

　　但是，大禹治水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大禹出生在四川还是浙江，也不在于大禹是奋战在武汉还是建功于浙江。而是在于，大禹是为5000年中华文明添光彩的中华英雄。2002年，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发现了一3000年历史的国宝级青铜器，上刻一篇记载大禹治水的“德治政论”的铭文，其核心内容就是“有德于民”，即为老百姓做实事。显然，纪念大禹就应该弘扬为民办实事的精神。只有为民办实事，才能体现官员存在的价值。大禹治水，就是紧紧地抓住洪水肆虐、百姓苦不堪言的现状，运用他的智慧，率领民众去改天换地。“大禹治水”也就是想百姓所想，解百姓之忧，为百姓谋幸福。

　　“大禹治水”还有动人的情节，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实际生活中，一个官员，随时都存在公与私之间的矛盾。而在公私矛盾中，是先公还是先私，从来都是好官与劣官的分水岭。时下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在群众中威信不高，一些地方基层形不成凝聚力，其中一因，是当地官员模范带头作用薄弱了，想自己的多起来了，想百姓的少了。什么“票子、儿子、妻子、车子、房子”“五子登科”就是对官员私心杂念的辛辣讽刺。因此，公祭治水英雄大禹，首先就要弘扬大禹为民办实事、为民献身的品德。只有做到这一点，九泉之下的“大禹”才会真正安息，而改革开放的事业才会不断推进。

　　假若各地以抢祭大禹的劲头来弘扬大禹为民办实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才有可能涌现出成千上万个“大禹”，祭禹活动才会引发万千民众的兴致，才会祭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