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反映了“萨伊定律”(Say's Law)的经典而又常新的核心观点：生产或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以生产体系为核心的当代研究尽管是以市场交易与均衡为基本归宿，但瓦尔拉斯拍卖人(Walras' Auctioneer)的假设实际上大大简化了真实价格生成与商品交易过程，尽管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或运输成本(空间经济学)作为商品空间运动过程的代理参数也局部地将交易过程纳入了分析的范围，但这种简化很少将交易活动本身作为研究焦点，商品流通过程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仍然是一个“黑箱”。

    从历时性上看，以生产体系或生产的制度结构为核心的主流研究框架是与生产驱动型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随着世界产业结构中生产的福特制或“大规模生产”向后福特制或“大规模定制”转换，以异质性为关键概念的管理与经济理论逐渐兴起，同时经济中对信息的分析也成为主流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逐渐呈现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局面。尽管如此，以“生产”为核心的主流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被打破，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通过程作为产业活动的关键环节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部分流通现象也已经获得学者的研究，如信息在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以及由此导致的租金分配问题、上下游双边寡占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或垂直限制问题等，但相关领域研究仍然很难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注意，流通经济学仍然处于被动应用主流经济学相关研究框架与工具，缺乏真正富有说服力的、成熟的范式硬核(Hard Core)与保护带(Protective Belt)，①因此也很难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与容纳。“流通重要”(Distribution Matters)也许还需要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

    二、消费驱动与转型经济中的流通经济定位

    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学的普遍见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资本、劳动与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短期经济波动来源于真实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异。根据凯恩斯等人的经典解释，在短期生产能力或总供给能力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真正影响产出与就业水平的因素其实是总需求的变化(Keynes，1936；Mankiw，2000；etc.)[1-2]。从长期来看，资本品与重工业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品制造商的供给能力。这条逻辑链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

    在生产驱动型产业发展体系中，同质性消费与大规模生产相对应，最重要的产业特征是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产业活动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生产能力。而在消费驱动型产业发展体系中，异质性消费与大规模定制相对应，最重要的产业特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与生产的模块化，消费者的个体偏好与选择信息成为决定消费品供应商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图1显示了两种发展体系的基本特征。
 

    随着当前全球经济分工的逐步深入，生产链的迂回程度逐渐加深，产业链的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更加重要。需求能否更好地引导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游产业环节的信息敏感度。交易性质的流通部门在识别与形成消费者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流通部门对于形成正确的价格信息、引导上游的投资与生产都具有关键的意义。只有流通部门富有效率的运行，才能使得终端消费市场的信息在产业链上得到有效的传递，最终降低投资的盲目性和资源的错误配置，减缓无效率产出带来的经济波动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流通产业的有效运行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源泉。

    图2显示了这一作用发生的机理。一方面商品通过流通环节传递到最终的消费环节，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消费倾向以及需求冲击等信号通过流通环节逆向传递到生产领域；消费者偏好漂移、随机冲击等不断引发流通环节业态结构的转换与演化、商品品类结构的适时调整、交易职能的重新外部化与内部化、信息设备及动态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应用与扩散以及流通服务异质化，这一调整不断向上游反馈，引致生产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甚至新产业的产生，进而诱发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

   
   伴随着附着在关键要素上的关系性契约的破坏与重新确立，企业与产业边界得到动态最优调整，最终表现为产业活动基础、产业间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的变化，产业结构实现自然升级。当前消费领域最大的变化是消费者势力的上升，异质化需求成为约束上游竞争能力的关键因子，流通领域提供的商品与服务组合必须服从于最终需求的变化，这也进一步要求生产领域既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又能满足异质化需求。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边界的柔性化与产业模块化正是需求信息得到有效传导并形成竞争约束、满足大规模定制的合理发展。这也正是当前世界产业持续发展与不断跃迁的现代本质。流通过程无疑处于产业价值创造与信息传递的核心环节。

    处于世界产业深刻变革中的当代中国，也正在进行着历史性的、宏大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围绕着国家发展目标制定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非均衡产业发展战略。在发展战略的优先序中，流通产业的基础设施与功能发挥历史性地得到了人为抑制。一方面，赶超战略导致国民经济制造业内部出现了重型化的趋势，生产资料制造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并呈现普遍的“重工业内循环”现象，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②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基本的最终需求面长期被忽视，随着改革的深入，“流通供给不足”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障碍，生活资料制造业比重也出现持续下降。“九五”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一枝独秀，而“内需不振”一再作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被人广泛讨论。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原因固然有很多种，但其中有一点基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即长期以来发展战略过分向重工业部门倾斜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根本上看，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导致三驾马车失衡的根源并不是“生产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此相对应，流通作为沟通生产与消费的产业部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作用，换言之，赶超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流通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不匹配。

    流通产业发展滞后的关键意义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率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与重工业的后发战略或赶超战略，流通部门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从而形成工业品或投资品的“产业内循环”，这种产业结构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流通部门正是介于消费者与生产部门之间、拉动整个产业链发展、稳定国民经济波动的关键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流通产业是启动消费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因此，流通产业必须实现由附属产业到独立产业、由“生产驱动型产业”到“拉动生产型产业”、由“满足基本需求”到“满足异质化需求”的过渡。归根到底，由于流通产业的外围环境、技术基础与产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流通产业应该上升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上来。

    三、流通经济研究与范式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流通产业重要性上升与赶超战略忽视流通产业相对应的是，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尽管部分研究者开始呼吁政府重新审视流通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提出流通基础产业论[4]、流通先导论[5]、流通战略产业论[6]等理论观点，然而上述理论观点很难推动国家政策对流通产业的实质性的调整，也很难扭转流通经济研究持续的颓势。而1998年教育部将“贸易经济”(020106W)调整为目录外保留专业，更直接导致了一场关系整个学科生死存亡的深刻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学术范式大举入侵的结果，但从深层次上看，这也是流通经济研究与现实经济和西方相关研究融合不足、缺乏基本活力与突破的自然结果。

    上述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昭示着中国流通经济学面临严重的“范式转换”的困境与机遇。库恩(Kunh，1968)[7]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可以概括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当前流通范式的危机表现在理论范式与社会事实的分离、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迅速流失与流通经济学的管理学和实务化倾向。一直以来，流通经济学始终停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认知上。

    流通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上认为，以新古典为主的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强调瞬间实现，忽略了基本的流通过程，因此武断地得出结论“西方不存在流通经济学”。事实上，尽管对流通经济的研究并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中，但西方多元的学术传统和前沿进展确实存在着许多相关的深入研究，只是在相关文献中，流通也被称为分销部门(Distribution Sector)、分销体系(Distribution System)或“零售体系”(Retail System)等，从研究范式到研究内容也相对更成熟、更细致(如R. R. Betancourt，2004；M. E. Manser，2005；A. Johnston，D. Porter，T. Cobbold & R. Dolamore，2000；etc.)[8-10]。

    很多中国学者在将“流通”翻译为英文时采用“Circulation”一词，“Circulation”在表意上确实有其深刻合理的一面，③但从普遍意义上看，尤其是从当前流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上看，“商品流通”(而不是“商品资本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并没有被赋予“资本循环”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外的大量研究中，与中国当前使用的“流通”概念更接近、甚至是完全重合的一词是“Distribution”或广义的“Retailing”；同时，很多人也误以为，西方的“Distribution”只代表批发和零售。事实上，与中国研究者对“流通”的界定争议类似，西方也存在对“Distribution”的界定问题，很多人也愿意在广义上使用“Distribution”一词，认为现代产业分类方法大大低估了“Distribution”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甚至也认为资金融通等也在“Distribution”之内。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研究则明显与国际更接近，在日本的研究中普遍将“Distribution”一词翻译为“流通”，而在中国这一个词很多时候被翻译为更带管理学色彩的“分销”。这一翻译很容易让研究者产生国外没有“流通经济学”的“误解”或“误会”。

    事实上，国外不仅有对流通经济的相关研究，并且随着对流通经济的深入研究，国外也开始形成了以“Macro Retailing”或“Economics of Retailing and Distribution”为名称的学科体系。他们选取人均收入、就业率、城市形态和人口增长等变量，采取统计计量方法量化这些变量同流通部门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国际层面到国内层面、地区层面到城市层面以及城市内层面等各个方向。而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为更广范围内推广这一学科而努力，如零售演进的“手风琴”理论提出者、著名学者Stanley C. Hollander(2002)[11]认为零售商品与零售行为会对文化结构和国民生活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广义的零售商称为“社会秩序的创造物和创造者”(Creatures and Creators of the Social Order)，并呼吁学者超越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接受“宏观零售学”(Macro Retailing)这个概念，对零售环境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当前流通经济研究必须实现基本范式硬核与保护带的转换，首先需要理解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必须从与“生产体系”经济研究相对应的、更宏大的视角来理解流通体系的重要性，并从根基上重新构筑流通经济研究体系。毫无疑问，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形式转换为理解流通经济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深度观察的机遇，同时国内的研究氛围也为流通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挑战。

    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准确定位流通经济学，坚持流通经济学“大流通”的传统特色，不能使流通经济学成为物流(管理)学、零售(管理)学、电子商务或交通运输学；另一方面，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流通经济学强调商品或资本运动、价值增值过程的基础上，还需要吸收借鉴当代经济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与世界流通经济前沿研究接轨，共同探索与建构流通经济的研究范式与体系，形成既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新兴学科。也就是流通经济学既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同时也需要走上独立化、专业化、学科化的道路。

    依据这一路径，当前我们必须实现以下五个融合：

    第一，流通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新产业组织理论(NIO)的融合。一方面，流通经济学与传统产业经济学的结合，如Bain、Shepherd等人的SCP范式，利用已有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来规范流通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需要积极吸收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等新产业组织分析理论的最新成果，对流通供给与需求、流通产业与企业的本质、流通的业态竞争、流通垄断与规制、流通福利评价、流通政策有效性等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对中国转型经济规制环境中(例如法律缺失、政治俘获、次品市场以及过度竞争)的规制工具选择与合约设计问题、流通双轨制的机制设计问题、零售环境中的连锁合约设计等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学术界尽管也有部分相关的著作陆续问世，但真正的、能够娴熟的运用上述经济理论的文献还不多见。

    第二，流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NIE)、演化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融合。通过将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理论、制度演化理论等进行融合，可以对现代交易制度演化、偏好和技术与零售业态的共生演化、微观交易环境、价格生成、市场发生过程、流通分工、零售技术冲击等展开细致的分析。而以分工与交易分析为中心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继Adam Smith与Young之后对该问题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深刻的研究。作为同样以商品交换或商品交易为起点的流通经济学，在研究范围、分析工具等方面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具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其中对于流通经济增长模式、流通范围、流通与生产体系互动、市场分层、流通与经济周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第三，流通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或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的融合。新经济地理学已被誉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资源流通、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商业聚集、业态空间竞争等传统研究要点可以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空间贸易流动、空间要素流动(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空间套利、空间市场关联与整合、空间价格传递、产业聚集、城市演化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借鉴空间经济学对规模报酬递增与集聚效应的处理，学习动态演化建模技巧与工具，细化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拓流通经济学的新视野与新境界。

    第四，流通经济学与营销学的融合。一方面，营销学与流通在部分内容上有所重叠，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流通经济的部分研究常常分散发表在营销学的顶级期刊上，应该积极吸收营销工程建模、营销调查、零售经济学中的相关思想与经济学内容。

    第五，流通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融合。数理化是流通经济学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通常要求合理的假设与谨严的推理，可以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讨论与继续发展的平台。同时，作为应用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与高等计量经济学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注释：
    ①根据Lakatos的解释，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具体解释另见：方福前《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经济学流派》一文[3]。

    ②轻制造业占工业当中的比重，1987年的时候是1/3，到了2003年轻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7％。重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由1987年的49％提高到了2003年的54％。

    ③尤其是在描述“资本流通”时，卡尔·马克思使用“Circulation of Capital”一词，它内在地蕴含“资本循环”的概念，具体包括：The Circuit of Money-Capital、The Circuit of Productive Capital和The Circuit of Commodity-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