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旅游竞争力，范式，相对优势，需求结构，结构效应

　　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灵魂，随着新兴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旅游竞争力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领域，新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层出不穷[1-5]。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旅游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存在评价范式相对单调的问题，致使这些评价模型对一些旅游地的竞争力变化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为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类研究进行反思；并建构了一个统合考虑了旅游地的相对优势、竞争要素的结构效应及其性质差异等方面的旅游竞争力理论模型。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旅游业发展对地方就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旅游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旅游目的地不断产生，而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全球旅游需求增长速度却有限。因此，旅游需求在世界各个旅游目的地之间存在某种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必然引起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各个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市场上的表现取决于其竞争力的强弱[6]。因此，了解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地位，对于旅游经营商和当地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7]。

　　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大体上沿用了波特钻石模型的评价范式，相互之间的差异无外乎“指标选择”或“权重配置”两个方面[8，9]。但波特钻石模型的评价范式存在着一些隐含的前提，比如：竞争要素与竞争力呈线性相关，各种竞争要素之间不存在结构效应等等。旅游业竞争能否满足这些前提，尚存疑问。因此，基于波特钻石模型所建构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可能存在先天不足，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反思和检验。

　　2  文献综述

　　2.1  旅游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构成因素

　　有学者将旅游竞争力定义为“为到访旅游者提供满意而难忘的旅游经历、吸引更多游客来访，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为子孙后代维护好该地自然资产的能力”[10]。D’Hauteserre则从市场角度来定义，认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目的地能够维持、提高市场地位和份额的能力[11]。Buhalis认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还应包括目的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该旅游目的地获得长期优势并使目的地利益相关者均衡地获得回报的能力[12]。Hassan也认为旅游竞争力不但在于旅游目的地能够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的能力，还在于其创造并整合能维持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增值产品的能力[13]。本文采用D’Hauteserre的定义，从市场角度来界定旅游竞争力。

　　国际上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要探讨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侧重于定性分析，通常结合案例进行研究。Leiper认为决定一个旅游系统发展状况的四因素是客源地区域、目的地区域、旅行路径和旅游产业本身[14]。Schertler认为旅游竞争力可以通过信息结构、信息可达性、信息质量以及传播速度等要素来体现[15]。Crouch & Ritchie提出了一个视角独特、要素全面的“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Enright & Newton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综合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该模型包含四类因素：核心资源和吸引物、支持因素和资源、目的地管理以及资格性因素[6]。

　　国内关于旅游竞争力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更热衷于旅游竞争力的理性分析和定量评价。张明清和刘超借鉴了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对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6]。黎洁和赵西萍根据波特钻石模型提出了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影响因素和四个演进阶段，总结了不同阶段的特征[17]。郭鲁芳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多相测度法，包括三个测度标准，即：目前旅游竞争实力、旅游竞争潜力以及未来旅游竞争的发展力[18]。苏伟忠等指出城市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旅游产品竞争力、操作层的旅游企业竞争力和内因层的旅游生产要素竞争力三个层面上[19]。杨英宝等在回顾国内外旅游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竞争要素模型，是对国内外旅游竞争力研究现状的高度概括和总结[20]，该模型认为影响旅游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旅游需求、旅游环境、旅游业管理和决策能力。

　　2.2  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

　　最初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是以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基石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旅游业的发展模式是资源驱动型，其实质是一种资源驱动型的旅游开发方式和一种以初级生产要素为竞争基础的竞争方式。随着旅游业发展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若还停留在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上，将易形成“旅游资源比较优势陷井”[21]。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彻底动摇了流行近200年的比较优势理论，而1990年波特进一步提出的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National Diamond），创建了竞争力领域新的分析范式，将产业竞争力总结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及其结构以及同业竞争这四个基本要素，外加政府与机遇两个变量[22]。这四个要素和两个变量构成了菱形关系（见图1）。

　　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框架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根据1980-2009年的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中11篇涉及旅游竞争力的文献，其中论及竞争力提升策略、目的竞争力管理、战略联盟与竞争力等非旅游竞争力评价的文章4篇，其余7篇涉及竞争力评价的文章有5篇使用波特的分析范式或其变形。从国内来看，中国知网（CNKI）上62篇关于旅游地（或目的地）竞争力的文献中，7篇是探讨概念和综述文献，13篇论及旅游地竞争力提升策略，其它42篇中有37篇是对波特模型的变形或套用，各种模型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指标的选择和权重的配置。比如，Ritchie & Crouch以波特钻石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包含五个核心构成要素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模型，即：核心资源和吸引物，目的地政策、规划和开发，目的地管理，支持性因素，决定旅游质量和附加值的因素[10]。Dwyer & Kim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遗产、人造资源、辅助因素和资源、目的地管理、区位条件及需求状况六个因素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8]。国外研究多同实例相结合，注重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提出了系列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例如，“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市场竞争力决定模型”[13]、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结构模型[23]等。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涵盖禀赋类资源、创造性资源、支持性资源、环境条件、目的地管理、需求条件等6个评价指标、85个子指标的评价模型[24]。

　　国内学者也大多以波特钻石模型为基础来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如：黎洁[17]；郭鲁芳[18]；朱应皋[25]；姜鹏鹏，王晓云[26]）。保继刚将城市旅游发展归纳为8个动力因子，即：城市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包括吸引外资额等二级指标）、城市文化氛围、旅游景点、区位特性、基础设施、环境质量和服务水平[27]。国内的研究更偏向于纯理论的模型建构，例如，六因素联动模型[28]、旅游城市竞争力测度模型[29]。也有部分国内学者涉及到旅游竞争力的实证研究，例如，苏伟忠等提出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19]。

　　总之，国内外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建构，通常是以波特钻石模型以基础，结合旅游业以及考察目的地的一些特点，应用因素分析或调查等方法构建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再通过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或问卷调查法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由此构建一个完整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

　　3  理论反思

　　3.1  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框架在旅游业适用吗？

　　遵循或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框架，本身无可厚非，它扩充了理论的适用性。但是，波特钻石模型是针对一般产业提出的，而旅游业具有很大的特殊性。首先，它不是依靠“产品流动”来实现销售的，而是通过吸引消费者发生“位移”来实现消费。因此，即使生产了“服务”和“产品”，但如果游客“位移”受阻于其他因素（比如，交通或灾害事件等），那么旅游业存在的根基也会垮塌，旅游竞争力也就无从谈及。其次，游客“位移”总是指向在一定条件下他们认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是游客眼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位移”的方向。因此，旅游业的竞争力是取决于目的地的相对优势，而不是各种竞争因素的绝对指标值的总和。比如说，沈阳故宫之所以竞争力不足、接待游客数量有限，主要是因为北京故宫的屏蔽，而不是本身的产品或其他竞争要素的弱势地位。

　　再次，旅游者“位移”的目的在于寻求体验，追求不同寻常、令人向往的旅游经历，他们在意的只是某种独特的东西，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体验，一种经历，因此，对旅游体验的追寻构成了旅游者位移的内在驱动力。旅游目的地只有符合旅游者追寻体验的“品味”，才会成为游客浪潮的“位移落脚点”。很显然，游客对旅游体验的追寻是以情感为中心的，会因时而异，这构成了旅游需求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

　　因此，本文的结论之一便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是相对优势使旅游竞争力发生了变化；从需求的角度看，是旅游体验使旅游竞争力发生了变化。波特模型难以反映由旅游体验所决定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因为旅游体验的获得不是决定于各个竞争要素的数值大小，而是竞争要素结构化所构建的旅游场。正因如此，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竞争力分析范式是否适用于旅游这个特殊产业，尚存在疑问。

　　3.2  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否成立？

　　基于波特模型构建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隐含一个假设，即各种竞争力要素与旅游竞争力之间呈现线性相关或正相关，即在其他指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某个指标值的增加，旅游竞争力将相应增强。事实上，部分指标（比如，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品位，旅游技术人才）可能确实与旅游竞争力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很多因素与旅游竞争力并非像通常假设的那样具有正相关关系。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以安全因素、交通条件、住宿接待能力和人均绿地面积为例进行分析。

　　安全因素显然影响旅游竞争力的大小，但是安全因素与旅游竞争力并不是线性关系，也不是正相关关系。极少有旅游者是因为某旅游地安全才出游的，尽管绝大多数旅游者不会冒着安全风险去造访某地。安全因素与旅游竞争力之间是一种“门槛”关系：低于门槛值时，安全因素对于旅游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任何其他指标的高低对于旅游竞争力的影响都变得微乎其微，正如Crouch & Ritchie指出的那样，如果旅游地充满犯罪，自然灾害严重，医疗水平极为低下……其他竞争优势在潜在旅游者的心目中也就无关紧要[1]；高于门槛值时，安全因素对于旅游竞争力的作用很小，接近于零。此种关系如图2所示。

　　通常认为交通条件越好对旅游发展越有利，从而可以提升旅游地的竞争力。然而，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做苏州旅游总体规划时，发现这种传统观念值得商榷。因为90年代以来，随着苏州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尤其是苏州到上海高速公路的修建，旅游者在苏州的平均停留时间大大缩短了。事实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会使中小旅游城市被边缘化，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缩短了中小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时间距离，部分过夜游客会因此转化成一日游者（这一判断来自于保继刚教授所著的《旅游规划案例》，同时，笔者参与《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座谈时，开封、洛阳、焦作的业界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因此，对某些非中心城市而言，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一定能够提升旅游竞争力，反而可能削弱其竞争力。总之，交通条件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并非遵循统一的模式，而要因时因地而论。气候条件也是如此。虽然严寒的天气不太适合旅游，但是哈尔滨正是因为其严寒的气候条件而在我国旅游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定的住宿接待能力是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旅游住宿接待能力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并不都是正向的。当一个旅游地的住宿接待能力不断增强而出现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时，住宿接待能力反而可能会削弱旅游地的竞争力（见图3）。因为行业的过度竞争，必然引起整个住宿行业利润的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住宿接待服务质量的滑坡。许多因素与住宿接待能力一样，其对旅游竞争力的作用力呈现由高到底，甚至为负作用的情形，因而两者可能不是正相关，而是具有拐点的复杂函数关系（见图4）。比如，吸引外资额（或旅游经济开放度）（这两个指标是二级指标，即对外经济联系的下级指标）。很难说吸引外资额越高，旅游竞争力就越强，因为过高的外资利用额，会增加区域旅游经济效应的“漏损”，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是有害的，从而消弱旅游地的竞争力。与客源地的距离也与此类似。如果距离较近，虽然会降低旅游交通成本等费用，但是由于自然、地域文化差异较小，会导致旅游吸引力的削弱；与客源地的距离较远，虽然交通成本较高，但是同时会因为自然、地域文化的差异变大而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差异与特色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32]。

　　最后，基于波特模型构建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隐含着构成竞争力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结构效应”的假定。然而，事实上有些因素对旅游竞争力的作用并非与其数量存在关系，而是与其结构密切相关。因为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体验，而旅游地所有影响旅游者感受的因素（包括旅游吸引物、气候、环境、旅游接待设施、服务水准以及旅游氛围等等）构成了一个剧场。旅游剧场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上述各个因素的“数量”，还取决于各种因素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有机组合，也就是所谓的“结构”。人均绿地面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能断定人均绿地面积越多，旅游竞争力就越强。这是因为旅游竞争力的强弱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旅游者的体验评价。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是通过五官来感受的，其中视觉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个旅游地人均绿地面积再多，如果布局分散或者不在游客的视野范围内，也不能增强其旅游竞争力；而如果一个旅游地虽然人均绿地面积较少，但是分布集中且多处于旅游者视野之中，那么其对旅游竞争力的作用就远大于前者。其实，这种结构效应还表现在“客源地的游憩资源禀赋”与“目的地的旅游资源禀赋”的相互关系层面。就拿绿地而言，对于大连人来说，外地的绿地很难成为一道风景线；对于三亚人来说，大连、青岛的海滨和沙滩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了。再次，各种竞争要素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协同效应，比如，A旅游地与B旅游地都拥有完全一样的温泉和滑雪资源，但倘若A旅游地的温泉和滑雪资源同处一地，而B旅游地的温泉和滑雪资源在空间上是分离的，那么，两者的竞争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各个影响因素作用于旅游竞争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正相关，有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甚至是拐折的曲线关系，并且构成竞争力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存在着“结构效应”。因此，目前国内外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的假设前提并不完全成立。

　　3.3  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指标选择适当吗？

　　撇开假设前提不谈，现有的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在指标选取上也存在诸多不妥之处。

　　首先，许多学者混淆了旅游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区别，在评价旅游竞争力时囊括了一些反映旅游综合实力的指标，比如，旅游业总收入、旅游接待量。笔者认为，综合实力强调的是“现状”和“总量”，而竞争力强调的是“潜在”和“质量”；综合实力指标体现的是“当前的排序”，而竞争力指标更重视“未来的排序”。不能将两者相混淆。

　　其次，许多指标的选择是否合适值得商榷，比如，城市化水平、景区门票价格、社会保障指数等等。这些因素一方面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很小，甚至可能毫无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对旅游竞争力的作用也很难界定。以城市化水平为例，并不能简单地说城市化水平越高旅游竞争力就越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临近地区的非城市化人口也在削减，从客源规模来看，城市化对于城市旅游竞争力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形成一种阻力。当然，城市化水平与商务旅游吸引力或许存在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对外经济联系越紧密，旅游竞争力就越强。拉萨正是因为与外界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隔离使得自身具有某种神秘感，从而使旅游吸引力倍增。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的指标还包括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31]。笔者不禁要问，这些指标是针对客源地还是目的地而言的？如果是针对目的地而言的，显然极不合适；如果是针对客源地而言的，客源地又该如何界定？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客源地都将随着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方向、旅游促销方略以及区域旅游发展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退一步而言，姑且认为这些因素都或大或小影响着旅游竞争力，但是选择如此众多的因素可能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抽象，抽掉次要因素、发现趋势或规律。

　　4  实证反思

　　根据目前各种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旅游地本身其他指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一些指标的数值上升，旅游竞争力就会得到增强。但这个结论难以通过某些实证的检验。

　　以深圳和珠海为例。1984年深圳接待境外游客55.8万人次，2001年接待境外游客达到423.9万人次，紧随广州之后，排全国第二；而珠海在80年代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增长后，就进入衰退、停滞阶段，1987年至1996年10年间接待入境游客量几乎没有增长，1997年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阶段（见图5）。两者入境旅游发展轨迹差异如此之大，能用目前的旅游竞争力模型来解释吗？固然，就深圳而言，可以从指标的“绝对数”增加来做出这样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作为全国的四大特区之一，具有优越的政治区位，旅游竞争力得到很大的提高；80时年代末和90年代初，深圳通过几个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提升了旅游产品的品位和影响力，从而使旅游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深圳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旅游竞争力又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然而，应该如何解释珠海入境旅游发展的轨迹呢？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吗——80年代中期后，珠海的旅游竞争力指标的“绝对值”下降，导致了珠海旅游竞争力下降，因而珠海旅游业出现持久、严重的衰退和波动？为此，我们使用万绪才等提出的区域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定量评价模型和指标（见表1）[32]，利用统计年鉴、网络、专家咨询等获得相关数据，对比分析1986、1996、1999年（图5中入境旅游变化的拐点）珠海各项竞争因素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96年相比于1986年，除了“境外需求度”、“区域中心地位”、“治安”三个指标值出现下降以及“垄断度”、“气候条件”两个指标基本维持不变外，其他绝大多数指标都出现上升甚至较大幅度的上升。基于各指标权重的大小和指数变化趋势，可以肯定按照该模型计算出来的这三个年度的珠海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变化情况是：1999年＞1996年＞1986年。然而，从珠海入境旅游的实绩来看（参见图5），1996年相比1986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1999年与1986年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基础上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显然无法对这种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珠海旅游竞争力的绝大多数指标（无论是旅游产品、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水准，还是区域经济的相关指标）的绝对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处于增长的趋势。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珠海旅游业却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

　　其实，这个事实却不难理解。因为决定旅游竞争力大小的首先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值”，而是“相对值”。即使某个旅游地所有指标的绝对值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某个竞争对手的指标发生了变化，其旅游竞争力就会改变。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和珠海均是我国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开放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特区形象”成为两者的共同吸引力。然而，由于珠海的环境优势[34]，使其在这个时期的旅游业表现好于深圳。随着全国开放力度的加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特区”的吸引力不断减弱。但是1989年以后，随着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大型主题公园的开业，深圳城市旅游驱动机制成功地实行了转化，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支撑着深圳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深圳接待的入境游客在90年代初期进入第二次快速增长的阶段（见图6）。同时，深圳商务旅游人数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但珠海不像深圳，没有及时实现城市旅游驱动机制的转化，虽然其各个旅游竞争力指标的绝对值并没有下降，甚至上升，但是相对地位变了。因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珠海入境游客数量未见增长（1987年珠海接待境外游客为40.3万人次，到1996年珠海接待境外游客也仅仅为46.2万人次），在全国城市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以接待境外游客为指标，1987年珠海占全国的比重为1.5%，1996年所占的比重不足1%）。相对份额下降背后的原因是没有及时成功转化城市旅游驱动机制导致的城市旅游缺乏主打吸引力，而并不是构成其本身旅游竞争力的各个指标值的下降。

　　同样的，目前的研究也无法解释大连的旅游发展现象：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1年以来大连旅游发展出现了后劲不足，甚至衰退迹象（1998-2005年期间，大连旅行社行业利润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1998-2002年均为正值，其中2001年达到最高的2.08%；2001-2005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2004年为-0.98%。）。从目前旅游竞争力评价所选取的各个指标来看，很难发现大连哪一个指标下降了（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等不应该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的因素除外），绝大多数指标都处于上升趋势。对此，目前的评价范式显然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大连旅游竞争力下滑的原因很简单：90年代全国各个城市的环境较差，而大连在环境上大做文章，树立环境优势，使得环境成为其旅游业主要吸引力之一。但到20世纪末，全国许多城市环境都很好，大连没有了环境优势，环境也已不再成为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关注因素（游客自身所在的城市环境已经很好，就不可能去其他城市观赏“城市环境”）。所以，并非大连旅游竞争力指标的下降导致大连旅游竞争力下降，而是游客旅游需求偏好的转变以及大连相对优势（城市环境）的弱化使得大连旅游竞争力出现了滑坡的迹象。江苏张家港80年代旅游的兴起以及90年代的快速衰退也与此类似。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旅游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值”决定了旅游竞争力的强弱，而是各个指标的“相对值”限定旅游竞争力的大小。简言之，旅游竞争力取决于旅游地的相对优势。如果迪斯尼乐园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可以想象得到目前排名第二的主题公园其旅游竞争力该会有多大的提高。正如，Kozak & Rimminston所指出的那样：“要比较不同目的地的竞争力，首先需要确定哪些目的地是直接的竞争对手，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与直接竞争对手比较的结果。”[33]另一方面，旅游竞争力的相对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各个指标的相对变动，还取决于旅游需求结构的变动。即使所有旅游目的地的各个指标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旅游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那么旅游需求指向、旅游流的流向肯定会相应地改变。总之，旅游竞争力的大小，从需求来看，它取决于需求结构及其变化；从供给上看，它取决于各个指标的相对地位及其结构化所决定的旅游地相对优势。

　　目前，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不仅仅反映了旅游研究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滞后性。在不成熟的理论阶段，向成熟学科借用“概念”、“方法”和“理论”无可厚非，如果移植得当还有利于学科的快速发展。但是，如果因为借用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可能因为概念的不够清晰和基础理论的滞后而出现过于依赖理论移植和借用，从而出现借用不适或移植谬误。旅游竞争力评价范式的应用不当正是因此而产生：这些不当的形成正是因为对旅游是体验的本质没有清晰把握，没有考虑指标的结构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等等。

　　另一方面，尽管旅游地的很多因素都或大或小地影响旅游竞争力，但是这些竞争要素与旅游地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满足诸多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所隐含的一些假设：（1）竞争要素与旅游竞争力呈线性相关或正相关；（2）各种竞争要素之间不存在“结构效应”；（3）所有竞争要素同时起作用，彼此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不存在性质层面的差异，各种竞争要素除了权重差别外可以“一视同仁”。事实上，各种竞争要素对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可以据此划分为门槛要素、核心要素、基础要素和辅助要素：只有门槛要素达到某个水平其他竞争要素才会起作用；核心要素决定了目的地的关键吸引力和所提供的旅游体验品质，是构成旅游竞争力的关键因子；基础要素主要是指旅游者“位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旅游接待服务等；辅助要素指那些对旅游竞争力有一定影响但作用较小的其他因素。同时，各种竞争要素与旅游竞争力之间，可能是线性相关，也可能存在复杂的函数关系。此外，这些竞争要素相互之间存在结构效应，具有协同作用或干扰效应。总之，这些要素是以“整体结构”来构筑目的地的竞争力，而绝不是以“简单求和”来形成目的地的竞争力。基于此，可以以竞争力为纵坐标，以生存界面（即门槛要素达到某值）为横坐标，构建一个包括函数关系和结构效应的旅游竞争力模型（见图7）。

　　为此，可以初步形成如下三个结论：（1）旅游竞争力的大小：从需求来看，它取决于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而后者主要由旅游体验所决定；从供给上看，它取决于各个指标的相对地位，而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数值”。（2）竞争要素与旅游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或正相关，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同时各种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和性质层面的本质差异。（3）按照竞争要素与竞争力的关系，可将其划分为门槛要素、核心要素、基础要素和辅助要素，各种要素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大小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两位导师——卢昌崇教授和保继刚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Crouch G I，Ritchie J R B.Tourism，competitiveness，and societal prosper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9，44（1）：137-152.

　　[2]  Gomezelj D O，Mihalic T.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Applying different models，the case of Slovenia [J]. Tourism Management，2008（2）：294-307.

　　[3]  王纯阳.国外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综述 [J]. 旅游科学，2009（3）：28-33.

　　[4]  Pearce D G.Competitive destination analysis in southeast Asi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7，35（4）：16-25.

　　[5]  Cracolici M F， Nijkamp P. The attract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 study of Southern Italian reg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30 （3）：336-344.

　　[6]  Enright M J， Newton J.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25 （6）： 777-788.

　　[7]  Dwyer L， Forsyth P， Rao P. The price competitiveness of travel and tourism：A comparison of 19 destina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21 （1）：9-22.

　　[8]  Dwyer L， Kim C.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Determinants and indicators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sim，2003，6（5）：369-414.

　　[9]  Mangion M L， Durbarry R， Sinclair M T.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price and quality [J]. Tourism Ecomonics，2005，11 （1）：45-68.

　　[10]  Ritchie J R B，Crouch G I.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A sustainable tourism perspective [M]. Cambridge： CABI Publishing，2003.

　　[11]  D' Hauteserre A M. Lessons in managed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Foxwoods Casino Resor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21 （1）：23-32.

　　[12]  Buhalis D. Marketing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 of the future [J]. Tourism Management，2000，21（1） ：97-116.

　　[13]  Hassan S S. Determinants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ourism industry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0，38：239-245.

　　[14]  Leiper N.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ourism， tourist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6 （4）： 390-407.

　　[15]  Schertler W， Schimid B， Tjoa A M， et 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ourism [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Wien， 1994.

　　[16]  张明清，刘超.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思考与竞争态势分析 [J]. 经济问题探索，2000（4）：116-119.

　　[17]  黎洁，赵西萍.论国际旅游竞争力及其阶段性演进 [J]. 社会科学家，1999（5）：19-22.

　　[18]  郭鲁芳.关于我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考 [J]. 旅游科学，2000（2）：12-15.

　　[19]  苏伟忠，杨英宝，朝林.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初探 [J]. 旅游学刊，2003（3）：3942.

　　[20]  杨英宝，钱乐祥，苗长虹.旅游竞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世界地理研究，2002（2）：88-95.

　　[21]  冯茂娥.陕西省旅游业国际竞争力测评与提升战略研究 [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22]  Porter Michael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0.

　　[23]  Yoon Y. Development of a Structural Model for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fromStakeholders' Perspectives [M]. Blacksburg，Virginia，U. S. A. ，2002.

　　[24]  Mihalic 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 A factor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21 （1）： 65-78.

　　[25]  朱应皋，万绪才.全球旅游11强（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3）：109-112.

　　[26]  姜鹏鹏，王晓云.中国滨海旅游城市竞争力分析——以大连、青岛、厦门和三亚为例 [J]. 旅游科学，2008，22（5）：12-18.

　　[27]  保继刚，刘雪梅.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 [J]. 旅游学刊，2002（1）：44-48.

　　[28]  曹宁，郭舒，隋鑫.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问题研究提纲 [J]. 社会科学家，2003（11）：89-93.

　　[29]  潘建民，黄进.论旅游城市的竞争力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9-12.

　　[30]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 [M]. 第二版.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31]  费莉雅.广西旅游业竞争力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D]. 南宁：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2]  万绪才，李刚，张安.区域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定量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江苏省各地市实例分析 [J]. 经济地理，2001（3）：355-358.

　　[33]  Kozak M，Rimmington M. Measuring tourist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1999，18（3）：273-283.

　　[34]  保继刚，等.城市旅游：原理·案例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