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把农村经济系统与国民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纳入统一体系加以考虑。本文沿着这一思路，首先建立了适合于分析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模型，然后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对传统农村经济发展理论的若干分析假定作了修正，提出了一种分析现实中国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模型。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对农村非农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上。所选取的研究角度，或者局限于农村经济系统自身的内部协调，或者笼而统之地研究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研究的对象，大多以发展中的小国经济（如东南亚国家）的实践为背景。由此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在运用到诸如中国这种复杂的经济系统时，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认为，研究中国庞大的农村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必须把农村经济系统内部的协调状况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状况联系起来，系统地考察制约及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诸因素和诸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为此首先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对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
一、单一农业生产力功能：典型的中国农村经济系统之运行模式
在一个较为典型的中国农村经济系统中，农业与农村非农业及国民经济系统的关系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１、农村中农业生产力占据绝对地位，以生产农产品满足自身需求和非农居民需求为主，农村非农活动的规模、程度、范围和水平都较低，主要是一些农村住宅建设、农村手工艺品以及简单的服务活动，在下文中我们把它定义为Ｚ种财货生产，包括诸如纺织、服装、供农民消费的食品加工业等。
２、农村经济系统中生产要素的配置处于非均衡分布中。一方面，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较低，系统内部积累投资能力弱，储蓄水平低，资金严重短缺。
３、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向被政府的各种政策严格地限定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农村经济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４、农民的货币收入主要来自于为非农经济系统提供的农副产品。非农活动一方面因规模小，另一方面又因为主要是自给自足的非贸易型的活动，因此不能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
５、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其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都很低，因此有限的生产要素被捆绑在土地上，去生产农民自身需要的和城市工业化所需要的农副产品，非农产业扩张缺乏必要的农业效率的基础。
６、农业生产与非农产业活动之间缺乏必要的技术经济关联和组织体制关联性，即农业生产的扩张不能推动非农产业的必要的扩张，同时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非农产业活动又不能拉动农业生产的扩张，它们之间缺少产业关联的技术基础和市场组织基础。
７、农村经济系统中所需要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农机、化肥等）以及高档的工业品甚至日用生活工业品均从该系统的外部输入，下文中我们把这种输入量定义为Ｍ，即由城市工业体系生产和提供，农民用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换回工业制成品，农村非农产业不能在数量及质量等方面提供满足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
８、农村非农产业仅生产传统型非农产品，但农民的消费及投资活动不仅需要这种传统型非农产品，也需要现代工业制成品，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对前者有一种需求替代关系。农业生产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农民务农的货币收入扩张，决定这种替代关系的发生以及替代程度。
９、工农产品的交换价格由政府决定。为了支撑迅速工业化的目标实现，政府往往采取不等价交换方式从农村经济系统中抽取利益，积累城市工业扩张所需要的资本。因此工农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极其不利于农村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同时，工农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因双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农村经济系统的方向演化，城市工业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不等价交换所获取的利益。
在上述条件限定下，农村经济系统的功能单一化和非农活动受行政压制的分析模型可由下图给出。在图１中，第Ⅰ象限中的Ａ°Ｚ°表示固定生产要素供给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均衡点在农村Ｚ种财货生产（指农村非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消费的Ａ种财货生产间移动。农产品生产量Ａ除了满足农村需要外，还要用于交换制成品输入量Ｍ，这种交换通过第Ⅳ象限的贸易条件ＯＰ°实现，Ｚ°Ｍ°代表消费可能性曲线，它与给定贸易条件ＯＰ°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Ａ°Ｚ°相对应。第Ⅱ象限中的ＰＣ代表消费价格曲线，它是所选定的贸易条件与消费者均衡点（Ｍ与Ｚ种财货之间）之间的切线轨迹。给定贸易条件ＯＰ°，在初始点的均衡对消费来说便是①，而对生产来说便是Ａ的生产量由ｏａ［＊］代表，Ｚ种财货的生产由ＯＺ［＊］表示，Ｚ°Ｚ［＊］的移动表示农村非农活动被替代的状况。如果贸易条件变化至ＯＰ（第Ⅳ象限），消费可能性曲线移至Ｚ°Ｍ，那么消费（生产）的均衡点便分别移至②和②'，进一步说明了Ｚ种活动为Ｍ种财货所替代的进程，即替代效应克服了收入效应，消费进一步倾向于Ｍ种财货。如果假定Ｚ种活动是一种低级的财货，价格效应及收入效应均为负，那么Ｚ种活动就更会去响应贸易条件的改善，发生萎缩。当然，如果Ｚ种财货不是一种低级财货，收入效应在一些方面就有可能克服替代效应，价格—消费曲线将会朝上移动，从而Ｚ种非农活动就不会被进一步替代而发生停滞。
图１ 农村经济系统功能单一化及非农活动受行政压制的分析模式
（附图 
）
二、对非农产业活动分析的出发点
围绕图１所展开的农村非农活动分析模型，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产物。它的所有假定，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是合适的，也是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步改革和冲破后，它的许多有关假定便不能被运用到现实分析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逐步修正图１的假定，从而展开对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宏大变革中的协调发展分析，最终找到解决农村现代化（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等内容）的政策途径 。
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图１中的下列基本假定（至少是以下几个），有可能通过农村经济系统的改革和发展而得到演变：
第一，有关Ｚ种财货生产活动的同质性假定。在图１中，Ｚ种财货生产活动被假定为仅生产传统的低质财货，不能提供农村经济系统所需要的各种具有替代城市经济系统功能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因而农民务农活动的货币收入都要与Ｍ进行交换，Ｍ对Ｚ具有农村经济系统无法替代的功能。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实际上，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即使处于最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广泛地生产各种非农产品，提供各种非农服务，其范围从生产非常简单的、低质量的产品，如建筑住宅、小规模的农村工业活动等，到使用机械化动力（甚至使用进口机械动力）去生产现代的高质量的产品。一方面，由于在农村经济系统中，政府一般只能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如给种植业下达粮食生产指标、规定土地种植面积等，而不能控制农民在务农活动之外的要素投入活动（文革期间把农村非农活动甚至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去割”的情况例外，但即使是在那个时期，也有一些敢冒政治风险的乡村社区领导背地里偷偷地搞一些社队工业企业），因而农村非农活动始终存在并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村非农活动始终处于计划经济体系控制的“盲区”，城市工业系统与农村的地域、血缘等有天然联系，加上农村人多地少、农民要求收入改善的内在动因，使大批城市工业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近郊或靠近大城市的农村区域，为农村非农产业活动的发展提供条件。这是改革之前的现实状态。如果考虑到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农村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社队工业”的逐步合法化和后来的乡镇工业有了逐步的大发展的事实，那么农村经济系统就根本不可能是仅生产传统的非农产品，而是突破了农业的限制，大量地生产与城市工业发生竞争关系的现代工业品。这一革命性的突变进程当然不便于在此论述，但是仅凭事实我们便有充分的证据认定，把目前中国农村的非农产业活动假设为同质性的传统性产品是不正确的。为此，我们的分析将把农村的Ｚ种活动划分为两部分：一种是传统的非农产品Ｚ［，T］，另一种是现代的非农产品Ｚ［，ｍ］。前一类产品与从城市经济系统中输入的Ｍ有较强的互补关系，而后一类产品则与Ｍ之间有较强的竞争替代关系，即它不仅可以满足农村经济系统自身的消费投资需求，而且可以以低价的优势满足城市经济系统的消费及投资需求，与城市系统发生竞争关系。
第二，资本积累的内部生成假定。在图１的分析框架中，农村经济系统中的农业生产Ａ和非农生产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都被假定为在农村经济系统中内部生成。这一假定对于土地和劳动力来说，是切合实际的，但对于资本形态的生产要素来说，是不现实的。农村经济系统中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一方面取决于农村商品化率提高后的货币交换收入，它们决定农民购买重要生产资料和技术的水平和规模；另一方面，在中国现实的农村经济的政策中，政府始终保持着较大的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的规模，改善农业生产的投入条件始终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取向。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列入政府资金投入的计划和预算范围，但是农村各级乡镇政府在发展乡镇工业时具有一种“找米下锅”的强烈的动力机制，不仅从农村内部集聚和积累发展非农资金，而且想方设法从系统外部筹集发展的启动资本。８０年代初，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得到“合法化”和大力鼓励之后，财政扶持、主管部门下达资金、银行贷款、引进资金、自有资金等等，都构成了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现实筹资渠道。由此迅速地催化了农村非农产业的蓬勃发展，突破了农村非农化发展的资本瓶颈和内部生成限制，增大了农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扩张弹性。
农村现代化产业部门发展起来之后，对城乡经济系统的协调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农村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协调效应。农村经济系统内部产生了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协调问题。即在一定的时期中，农村经济系统所能支配使用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需要在农村两大产业活动中进行经济协调，既要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要素投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业的需要，又要在不牺牲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快速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二是城乡经济系统中的竞争和互补效应。其竞争关系不仅表现在市场化的Ｚ种活动与输入农村经济系统的Ｍ之间的市场份额的争夺上，而且表现在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城乡择优分配上。城乡两大经济系统的互补性则主要体现在农村为城市输送剩余的低价劳动力，为城市生产比较利益低、相对成本高的产出品，同时城市系统为农村提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方面。
第三，农村经济系统内部的产业部门独立性或无关联性假定。在传统的发展形态中，农业生产的功能，仅仅是生产农副产品活动，满足农民自身以及非农居民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农村非农产业则处于自给自足的非商品化状态，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之间基本上没有较强的市场关联性，即农村非农化活动不能给农业的发展提供较强的前后市场关联，相互之间处于自然经济系统中的那种简单联系或低水平的规模联系之中。但农村经济系统中的低关联性不排斥农业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高关联性，这种形式的关联即是由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包括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及外汇贡献等。然而，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高关联性，在传统体制和发展方式的制肘下并没有自然、有效地促进农村的非农化发展，相反的却是，农业条件好的地区，粮食生产的计划派购任务也重，农村生产要素反而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劳动力转移以及非农化发展反而难以展开。因此，单一农业功能的发展方式，无法促使农业与农村非农业之间的有效协调，也无法使农村经济系统摆脱因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而造成的恶性循环状态。中国农村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促使农村经济系统内部协调的关键在于使农村两大产业活动之间形成有机的市场联系和组织关联，以农村丰富的资源优势、广阔的市场容量、潜在的生产要素积累能力为龙头，首先启动农村的与农业有技术经济关联度的非农产业发展，围绕农业办工业和商业，形成农工商垂直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才能打破农村经济系统内部的贫困锁链，最终在农村非农产业突破农业限制的发展的基础上，以其所积累的资本和技术等“反哺”农业，才能真正实现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鉴此，我们的分析模型将把农业部门（Ａ）划分成两类；一是为全体总人口直接提供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消费的农业部门（Ａ［，Ｄ］）；二是为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系统以及出口提供农产品型的原材料的农业部门（Ａ［，Ｅ］）。其中Ａ［，ｐ］主要与国内消费品市场有直接的市场关联度，随着国内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Ａ［，Ｄ］的低需求收入弹性的特征决定了它的相对增长率不可能很高，因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把大量资源投入Ａ［，ｐ］活动而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但是，Ａ［，ｐ］活动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却是农村经济系统不断地从其中释放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前提。与Ａ［，Ｄ］活动相比较，Ａ［，Ｅ］活动具有更强的经济关联性和发展带动效应，即它的发展为农村非农活动提供充足的原材料，这体现为Ａ［，Ｅ］对Ｚ的前向关联效应；同时Ｚ种活动的发展又至少从三个方向给Ａ［，Ｅ］对拉动：改善农业的市场需求总量及结构；改善农业与工业的贸易条件，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改善农业生产的科技知识投入状况。这些都体现为Ａ［，Ｅ］对Ｚ的后向关联效应。
第四，工农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的假定。这一假定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协调发展政策就可以任其自然，恰恰相反，通过建立有调控的市场机制，完善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和市场体系，就有可能在市场交换中，改进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这应成为政府协调发展政策的基本着眼点。
以下我们将在上述假定得到修正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经济系统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能性，揭示其运行规律，找出经济政策调节的可能的方向。
三、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现实模型
１、传统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村经济系统中的典型发展模型
这种发展模型的最典型特征是：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一方面限制农村对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品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又忽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政府关心的焦点集中于农村为城市系统提供农副产品消费和工业用原材料消耗，较少关注农村自身的发展。由于Ａ的现代化不足以及生产效率低下，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收入分配是严重不平等的；同时，由于压抑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村经济系统内部的产业间缺乏关联效应。不仅因为农村输出的是低纸产品，在与城市输入的工业品之间进行交换时处于不利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而且因为城乡分离发展，用低价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抽取农业利益支援工业化进程，所以城乡产业之间也缺乏正常的关联效应，表现在城市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不能从后向及前向方面推动或拉动农业发展。这种特征所体现的结果，最主要的表现是：农村非农产业即Ｚ种财货生产活动由传统的Ｚ［，ｒ］型产品构成，如农民自建房屋等，Ｚ［，Ｍ］型非农产品的生产活动无法展开，它只有从城市系统输入，为Ｍ型产品所替代。因此，不仅农村经济系统趋于发展的停滞状态，而且城市居民的消费以及城市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消耗也难以正常保证。这种发展模型只能从短期支撑城市工业化进程，它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关于这一点，本章第一部分已有所讨论。
２、鼓励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协调模型
７９年之后，国家采取了鼓励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鼓励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生产要素转入乡镇工业生产，给农业以及乡镇工业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的扶持，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等等，结果不仅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释放了长期束缚于土地的农业劳动力，而且使被人民公社制压抑的农业生产率有了迅速的提高，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摆脱了制度约束的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非农产业生产，不仅迅速地在一些发达的农业地区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而且一些原先较落后的地区纷纷创办农产品加工和再加工企业，使农业与非农业之间产生了较为紧密的产业关联效应。
（附图 
）
图２、鼓励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协调模型
图２展现了工农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不变以及农业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更多的土地和劳动要素得到释放，从而使非农产业中现代生产部门得到发展的情景。作这种假定的出发点一是考虑到使分析简化，图示清楚；二是基于现实的某些动态变化。因为我国农副产品提价后，工业产品后来有一种以更大趋势涨价的比价复归现象。还有，农业产量７９年之后虽然增加很快，但是后来因投入减少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一些年份又有稳定甚至下降的倾向。
在图２中，农业效率的增加使农村系统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Ａ°Ｚ°转变为Ａ°，由此导致了消费可能性曲线在第Ⅱ象中由Ｚ°Ｍ°转变为Ｚ°。Ｚ°现在主要体现为非农产业中乡镇企业产出量的扩张，这个扩张量大部分由现代工业部门产出量Ｚ［，Ｍ］所构成。与Ｚ［，Ｔ］相比较，Ｚ［，Ｍ］不仅具有替代Ｍ输入的功能，使Ｍ替代图１中的Ｚ的势头减弱，而且Ｚ［，Ｍ］还与城市系统的Ｍ在价格等变量上展开竞争，以低价等优势打入城市工业品一统天下的国内市场。因此，对农村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来说，ＺＭ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加速了农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建立。
（附图 
）
图３、中国农村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之现实模型
图３揭示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情形：
（１）为全体人口提供生存性消费的农业部门Ａ［，Ｄ］的生产率提高，使原来束缚在农业生产（准确地讲是束缚于口粮生产）的土地及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一部分剩余资源被转向于Ａ［，Ｅ］的生产（即为工业生产原材料和出口型农业生产）以及非农产业Ｚ的生产，结果第Ⅰ象限农村经济系统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凸出。
（２）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政府对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支持，使农村经济系统中Ｚ［，Ｍ］产业逐渐代替Ｚ［，Ｔ］产业。一方面，Ｚ［，Ｍ］产业的发展使农村经济可以以更多的收入反哺于农业生产Ａ，进一步促进Ａ的繁荣；另一方面，在农村经济中产生收入增加和分配趋于平等的效应，这又会从市场需求以及要素供给方面进一步支持Ｚ产业的发展。
（３）由于农村收入的增加，农民消费和投资动机趋旺，因此需求可能性曲线也由Ｍ°Ｚ［，Ｔ］凸向ＭＺ［，Ｍ］，非农产业产出量增加了Ｚ［，Ｔ］Ｚ［，Ｍ］单位。
（４）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Ｚ［，Ｍ］与城市Ｍ之间在城乡市场上展开全面的竞争和互补关系。以乡镇工业为代表的Ｚ［，Ｍ］产业利用其灵活机制和低廉的生产成本优势，首先抢占农村市场，并与Ｍ所代表的城市工业在城市市场上展开对生产要素和市场份额的争夺战。结果，Ｚ［，Ｍ］利用城市工业相对僵化的体制缺陷以及其他劣势，比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图３中，这一倾向表现为在需求可能性曲线的第Ⅱ象限中，前一产业的市场增长比后一产业的市场增长更快。
显然，图３是在假定工农产业贸易交换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描绘。在理论抽象的层次上，真实地展现了７９年之后中国农村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轨迹和基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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