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都市圈走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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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30年前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着力于经济领跑,那么,当下的“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则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号角,其中,体制机制创新是灵魂。

　　“试验区”、“先行区”呼唤南粤:再闯出一条体制机制创新的新路来!

　　这是对几十年甚至上千年来坚固堡垒发起的广东式冲击。其大破大立之难,远甚于30年前。

　　广东再出发,需要百倍信心、百倍智慧、百倍力量!

　　改革是中国命运,更是广东使命。体制机制不创新,改革将归于停步甚至倒退

　　改革是中国当代命运。

　　站在历史新起点,中国,是到了向旧体制发起总攻的时候了!否则,改革将归于停步甚至倒退。

　　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最为开放的广东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路上沉思、探索。

　　30年前,广东率先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成就了多年的辉煌。

　　但是,当改革行进到一定阶段,广东特别是珠三角也先行遭遇瓶颈: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尚未建立,令珠三角产业被压制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未根本打破,使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唯GDP论的根深蒂固,让15年前就提出的打造珠三角经济区的重大决策未能竟克全功；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让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大量存在……

　　专家称,近些年来广东传统发展模式触到天花板,根源就在于改革的相对滞缓。

　　然而,广东没有沉没。从前年底思想大解放起步,广东又重拾改革锐气。

　　“八个必须”、“八个解放”让广东痛定思痛,坚定信念:改革进入深水区,打的就是硬碰硬的攻坚战!改革是中国命运,更是广东使命。广东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让珠三角再次成为中国改革道路上的急先锋——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深化体制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摸着石头过河”的广东要通过全面制度创新,为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探路——

　　率先启动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探索推进大部制,试点省直管县,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限。

　　率先探索创新行政审批制度,努力将行政审批事项砍掉一半,凡是能交给“窗口”办理的一律由“窗口”办理。

　　率先探索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创新国有资产运营和监管模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率先按基本服务均等化要求,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率先探索进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断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

　　一个严峻的国家命题给予了珠三角先行先试的广阔空间,这是30年后的又一道“特殊政策”,这是30年后的再一次集结出发。

　　政府职能转型已箭在弦上,学习用桌面上的利益谈判代替政治表态,广东各级政府应从零开始

　　中国渐进式改革,走的是先易后难路线,在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之后,现在是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破不易,立更难。打破旧的体制机制、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从何开始?

　　当从行政管理体制的突破开始,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门。

　　“政府是一体化的推动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大的障碍,在一体化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要下刀子的。”希望保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丁力一针见血地说。

　　其实,转变政府职能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管学者如何争辩,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条腿已滞后了,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

　　特区深圳就向臃肿低效的政府狠下一刀:构建大部门制,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学习香港,决策机构少而精,执行部门专业高效,监督部门则独立运作。

　　特区还敢不敢特,能不能特?这一质问,无时无刻不在撕咬着这座改革城市的内心。

　　而这一次,深圳开始从体制机制突围。

　　广州也在迅速行动。落实《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州、佛山快马加鞭,只争朝夕,但针对“同城化”最大障碍——行政壁垒,广佛如何探索出一套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来?人们翘首以待。

　　对此痼疾,学者有自己的思考。

　　学者任剑涛认为,实现珠三角一体化绝不是胸怀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欧盟的成功协调就是无数次利益谈判的结果。

　　他的观点是,在珠三角九市政府之间,应该开启开诚布公的利益谈判机制,学习用桌面上的利益谈判代替政治表态、道德谦恭。

　　学习欧盟的利益谈判机制,广东各级政府应该从零开始。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更是一个极大考验。

　　变化在悄然发生,润物细无声。

　　看到《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兴奋得夜不能寐。“以前谈合作总怕吃亏,现在明白了,深圳好了东莞好了,我们惠州才会好,我们好了,他们会更好。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分工定位各不同。”

　　从多年利益独占的格局中走出来,一体化让珠三角各地政府开始学习与人分享。

　　政府职能的加速转型,政府行为的深刻变化,吹响了珠三角启动历史新阶段系统性改革的冲锋号。

　　改革者总需直面红线,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

　　改革者总需直面红线,在面对利益格局需进行深层次调整的体制机制创新之时,尤为如此。

　　中央给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背后的红线到底是什么?能否允许试错行偏?能否允许改革失败?

　　如果你到珠三角各地走一走,还会听到这样的顾虑。

　　“科学发展、先行先试”,敢不敢、会不会舞好这把尚方宝剑,已是当下广东最大的考验。

　　有人开始悄悄地试水。在惠州小金口镇,最近农民可是得了大实惠,几十年来不能解决的农村住宅产权问题得以解决,农民破天荒地拿到了房产证。

　　这一步,绝不是一个小红本子那么简单。当学者们对这一率先改革的标本意义兴奋不已时,此举合不合法的争议却已有风雨。

　　对改革,省委书记汪洋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不争论,坚决试!他甚至为各地各部门谋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计计不离科学发展,计计紧扣先行先试。

　　如果说改革有红线,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维护民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去先行先试!

　　学者俞可平是此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触红线总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现行法律或政策与维护民众权益的要求出现矛盾时,最终要修改相关的条文,鼓励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创新。

　　历史上无数改革者悲壮的身影,让中国明白:破立之间太需要宽容呵护了!“摸着石头过河”时代是如此,全面制度创新时代更需如此。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给了广东足够的底气:三万多字的文件中,以“支持”、“鼓励”和“率先”为引语的就达一百多处,而突破行政管理体制的“四个凡是”的表述,在官方文件中极少见。

　　千斤重担在肩,广东“干”劲十足:广州,已携手新加坡打造“知识城”引领产业升级潮流；深圳,已开启综合配套改革争当科学发展示范区；佛山,已试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松绑放权；珠海,已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发起全面冲击,而中山,已彻底撕开了行政审批制度的口子……

　　在向成熟工业化和服务业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广东坚定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凤凰涅槃,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