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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窗口启示录
来源:2011年10月2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发布时间:2011-10-27 点击数:


   编者按

    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内陆区域在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粤商群体却不纠结于此,也不等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动。从引进外资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到集体、国有企业的改制,粤商都走在前头,融化“旧有制度”的冰封雪藏之境,其中固然有“改革试验地”先天的政策优势,但也离不开粤商突破外在约束的自由特性。

    广州当地有句出名的俗语,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说的是,东山向来是广州权势实力人士的世居地,出入东山多是官家子弟;西关是自古广州商业繁华区,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们多数居住在那里。花园式洋房与西关大屋,用建筑的美学诠释着权力与财富、现代与传统,成为1930年代广州社会的缩影。

    两大既富且贵的宝地出现,与广州开放的商业生态密不可分。

    西关门外原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河网交织,分布着农田、村落,明末已经建有18个商业街坊,形成“十八甫商业区”。清代,西关大片民居兴起,尤其在西关一带设有专营对外贸易事宜的十三行商馆,居民由农村居民摇身一变,成为工商业户,繁华都市许多民俗应运而生,市井文化中产生了多才多艺的“西关小姐”。

    而广州老城东门外,在明代多为山丘荒地及乡间道路,明末清初建有一批园林、寺庙,清代以后,商业区扩展至城东,清末,外国教会在此兴建礼拜堂、教会书局、学校,出现别具风格的城市面貌,宣统三年(1910年),广九铁路通车之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大建住宅,尤其至民国初年,部分华侨和军政官僚陆续兴建仿西洋别墅,“地价日增,屋宇日盛”,于是,出现了洋派头的“东山少爷”。

    从十三行时期的“一口通商”,至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广州可谓是欧风美雨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塑造了一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性,“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正是中西交汇大背景下的投影,而兼收并蓄、自由生长的精神特质,在粤商精神人格中亦有投射。

    自由精神

    在中国商帮中,粤商行事风格低调,但仍被认为是最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业群体之一,其共性特征即为开放兼容、精明务实以及善于抢占先机。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南窗口”,海纳百川成为粤地主要的文化特点。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广东文化逐渐更新了自己精神特质,从而形成了“开放兼容”的形态。

    广州荔湾区华林寺一带,当年是达摩的“西来初地”;早在明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就是通过澳门、广州、肇庆等地逐渐北上的;意大利教士利玛窦登陆后首先在肇庆端州传教。尤其近代以后,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来文化入华“第一站”,最早引入了西洋风格的建筑,最早引进生产玻璃器皿、西洋钟等新材料和新技术,最早使用电车、巴士的区域之一,甚至还是最早兴起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方。

    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长期致力于十三行遗址保护,他将广州的历史文化坐标定义为“四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在他看来,开放性是其最本质的城市基因,其国际性商业城市的定位发轫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一百多年,当时上海还是小县城,广州已经是一个万国旗飘的‘国际化’的大商埠。”

    此外,广东位于大陆南疆,远离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原本土,远离政治中心,为岭南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为其自由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华南理工大学程宇宏博士在其《乐感文化:粤商文化的一种解读》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方面,岭南文化是接受主流文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加强自我认同,采取的是完善自身的文化根基,又不断汲取外来影响的策略……在广采博纳中丰富及充实自我,其形态并不完全认同于主流文化,观念意识、行为作派、民风民俗等等,都有独树一帜的特色……儒家官方意识形态难以发挥绝对权威的影响力,道家、佛家,甚至西方文明都有其自由发展的空间,造就了粤商精神气质的来源较为驳杂,各种观念成分兼收并蓄。”

    由是,内外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粤商迥异于其他商帮的精神特质。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尊奉的“等级文化”,粤商倡导平民文化,身份感不强,骨子里也没有贵族、精英的概念,不觉得自己有多高贵,也不会主动排斥外来的人和思想,这为广东文化带来了极大包容性;同时,粤商的个体意识和自由精神非常突出,他们不注重权威,一切以“务实”为要,顺“自然”行事,无视权威和既有成例,往往敢于率先寻求制度的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内陆区域在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粤商群体却不纠结于此,也不等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动。从引进外资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到集体、国有企业的改制,粤商都走在前头,融化“旧有制度”的冰封雪藏之境,其中固然有“改革试验地”先天的政策优势,但也离不开粤商突破外在约束的自由特性。

    由于开放与自有精神的洗礼,相比较与统治当局亦步亦趋、配合更加默契的晋商、徽商,粤商在政治上也显得更为独立和活跃。

    比如,晚清时期,粤商群体就不顾当局的阻挠,多次领导各种挽回利权的斗争。粤商曾经联合两湖地区绅士商掀起了收回粤汉路权运动,要求废除《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最终迫使美方在1905年交出了修筑粤汉铁路的所有权利;同年,在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拒约(指清政府拟与美国续约《限禁华工保护华民条约》)反美运动中,粤商在广府地区成了“抵制苛待华工不用美货总公所”,作为全省运动的领导机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商人成立了“粤商自治会”,该组织为商人的立宪团体,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在维护商人权利、反对当局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表现出激进的政治态度。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广东作为一大活动基地,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粤商群体中有大量坚定的追随者,拥有强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巨商张弼士。张本人其实颇受清廷器重,曾被赐予头品顶戴、光禄大夫,补受太仆寺卿,1907年更被认命为督办铁路大臣,但在政治上,他仍然有自己的坚定立场,支持其子张轶捃参加同盟会,暗示南洋所属企业支持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还曾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30万元。辛亥革命爆发,曾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其本人名义捐赠巨款。南京政府成立后,张弼士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事等职务,显示了其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态度恐怕在深受儒家教化的商帮中并不常见。

    期待“韧劲”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曾如此评价广州人,形容粤商也颇为贴切:“广州人是善于处理世俗事物的人、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敏捷、活泼,擅长掌握新的技巧,但这些技巧总的来说是商人的技巧、小手艺人的技巧,他们是长于为自己利益而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尽力而为的有组织的人。”

    同样,程宇宏博士认为,与儒家文化浸染的晋商、徽商相比,粤商明显缺乏一种“理性主义的组织架构”。比如,晋商票号业,号规非常严格,号内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宿娼,强调从业者高度的行为自律,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甚至不乏“禁欲主义”的色彩;而徽商的治理模式则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强调纲常伦理的“礼”,重视心性修养,既维系血缘情感的温馨和谐,又有力地约束情感与成员行为。

    而粤商为人处事则随性自然得多,其寻求的最佳状态是“乐在其中”,工作和享乐集合到一处。不同于勤勉、节俭的儒商形象,粤商往往更显得“好吃、好玩、好享乐”。在产业选择方面,粤商又以“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闻名,并没有固守特定行业、深耕到底的观念,由于善于把握经商环境中的潜在商机粤商更乐于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经营方向。相应的,着眼于长期规划设计的动力则往往显得不足,也缺乏制度化管理的观念。

    比如,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利用连锁卖场的模式,彻底颠覆了家电渠道领域的产业格局,同时,创造性挖掘了“类金融”的潜力,利用零售业的强大现金流投资地产等业务,商业运作灵活多变获利颇丰,不过,在零售领域精细管理的用心则不如竞争对手,最终导致起家行业的领导者地位动摇。

    粤商群体中,这类情况绝非孤例。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就痛心粤商在诸多领域“起得早,发展晚,星星一大片没有月亮”,“比如说,广东的市场发展最早,这里有最早的女人街、夜市、音响城、图书城等等,但现在做得最好的却全都不在广东。粤商经常是赶紧场子做起来,赚了钱就忙着去挣其他快钱,不愿意投资品牌,长期发展。”他形容广东三大模式特别盛行——租赁经济、加工经济、定单经济,其共性就是见效快、好调头。

    程宇宏形容许多粤商是“基于‘激情’创业,但缺乏韧性难以可持续发展”,非理性主义的享乐观念在粤商中又较为普遍,使得投入于企业积累与创新的资源减少。他认为,粤商群体的自由主义和务实传统,一方面成为其创业与创新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力机制,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与务实,又使得部分粤商停留在“挣快钱”的阶段,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生命周期短,难以顺利成长为大型组织,产业内呈现出同类新老企业频繁更迭的现象。事实上,不少学者对此忧心忡忡。

    陈泽泓在《广府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务实使广府每一寸土地都有着热腾腾的商机,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商机,旺气十足,但往往缺乏远见,没有在内涵上下足工夫。”而王先庆长期以来直言粤商整体有“五缺”——缺战略、缺布局、缺运作、缺品牌、缺合作,“凭着早期的经验和胆识迅速发展致富,未来持续发展缺少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不习惯进行系统性布局。这种粗放的经验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缺乏竞争力,也走不远。”

    事实上,粤商太过务实、缺乏韧劲的软肋在产业领域已经有所显现。如今,粤商群体在新能源、电子商务、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的表现不太引人瞩目,其最具优势的产业是地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所长申明浩评论道,“前两年,广东富豪数量在国内的富豪榜中往往占比最大,今年广东富豪的大面积缩水,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宏观调控一波接着一波,而广东其他优势行业也不多,整体潜力粤商与浙商是有差距的。粤商群体中有很多巨富,可相当部分是依靠制度套利,靠技术创新成就的巨富太少。”

    根据2010年5月发布的《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显示,在1999年—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等各色榜单上榜的富豪中,浙江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30人,雄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而在广东出生的亿万富豪是197人。除了人数占优,浙商间的合作也更胜一筹,其典型特点就是“抱团”,基于亲缘、乡缘网络之上建立的“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同,以获得“族群”对于本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主导权,相比较而言,粤商产业集群的协同性要差很多。

    可以说,开放性、平民性是粤商的重要驱动力,由此成就了两百年始终不衰的商业传奇。但是,“一口通商”抑或“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而今都已不在,开放环境为所有商帮所共享,而随着产业竞争的深化,坚韧性与持久性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既创新又守业,继往开来,再续当年“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引领时代的盛景,这是新粤商们需要直面的课题。

    (特别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广州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杨宏烈教授、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部分内容援引自陈泽泓著《广府文化》,程宇宏著《乐感文化:粤商文化的一种解读》)

 

作者:史川轩  编辑:w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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