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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粤商、浙商由于其特定的地理、区位、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商业精神。粤商、浙商们把他们的商业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创造出光辉的成绩。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因而越来越受到当代商人们的重视，本文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进一步深入分析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本文从成因和结果两个角度入手，如图所示：（图中的“商业运用的结果”改为“商业行为的表现”，“企业家行为特点”改为企业“商人行为特点”）

 

     所以本文认为，要全面了解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要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粤商、浙商什么样的商业精神（也就是图的上半部分）；其次，我们从受商业精神影响最大的民营经济特点和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来反视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并用对比性的方式来看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也就是图的下半部分）。

一、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及其成因

（一）商业精神含义

     商业是人类生活的重要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今天，商业己辐射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人无不与商业打交道，商业成为人类的伟大事业，承载着人类的目标和使命，体现着人类的意志和活力，展示并折射出一种人类的经商精神，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精神，它是商品交换活动中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商业的理念、宗旨、目标、价值观和总体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

     商业精神主要包括创业、诚信、公平、服务、竞争、创新、冒险、互利等精神风貌与内容，它们既可以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商业产生导向作用、内部凝聚力和发展动力。商业精神同时又是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对商业产生的导向作用、内部凝聚力、发展动力等都是难以估量的，经过长期的经营实践，它的价值己被无数成功的典型所证实。现代商业的竞争己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精神之间的较量。因为精神的东西是直接涉及到人的，而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

（二）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及其新商业精神形成的背景环境

１．影响粤商商业精神的地理、区位、文化等因素

     岭南地处亚热带，境内温湿多雨，直到明代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地，官宦滴逐之所。这样的环境远不及中原舒适、滋润。但生于几斯、长于斯的粤人及迁徙而来的移民则别无选择，只能在这种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风涛险恶的自然环境里，披荆斩棘，奋发开拓，才能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同时，岭南山地多平原少，而在平原地区则河川交错，交通便利，岭南又有浩渺的南海环绕其南，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广东人的商业因子。因而在这样地理环境培育出岭南的人商业精神具有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勇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等特质

     广东人从商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西汉时期，广州已是南方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地；唐代始，广东人冒险犯难，迎风破浪，陆续前往南洋、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开辟草菜，建立家园，从事商业经营。从而使广东成为我国侨胞最多的省份。宋时，广州己是“力一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明代设立了“十三行”，清时这里更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所以，广东的先民自能出海与人交易之时，商业活动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

     在文化方面与中原正统的主流文化比，处于“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倡导“经世致用”是岭南学派的一贯学风。番禺“东塾先生”陈澧研究经学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说：“惟求有益少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也认为： “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 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从事第二职业的是广东人，将跳槽、炒鱿鱼视为平常的也是广东人。广东人言必言商，有人人皆商的传统习俗。在广东，在商海，你很难辨别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有很多的广东人一生奋斗在商海里。

２．影响浙商商业精神的地理、区位、文化等因素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境内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地” 之说，其中泰顺、文成更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历史上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当土地无以维持生存时，人们不得不外出谋生。同时，温州东临大海，“瓯居海中”。大海在孕育了温州人商业基因的同时，也培育了温州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坚韧不拔、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

     自东晋以来，温州以制瓷、造船、纺织、造纸、漆器等手工业闻名。人们“富贵而不务本”，“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温州成了浙南、闽北及毗邻地区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当时人称温州“商船贸迁”，“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功利学派”。永嘉学派提出“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与传统儒家的“农本商末”和“先义后利”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叶适大胆肯定“商”的重要性把士农工商的分工互利作用，看成是社会兴盛繁荣的前提。同时他坚决肯定了“富商豪贾对发展经济为天子养民”的作用，并断然摒弃儒家传统的“义利”对立观，主张“无功利则道义虚语耳”他提倡讲究功利实用，反对空谈“义利”。受永嘉学派和经商传统的影响，温州人形成了唯实不唯虚的务实的商业精神。

二、从民营经济看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

     如果说前20年因为“天时与地利”，粤商成为最具商业感召力的商人群体，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商群体奏响了历史的最强音。进入21世纪，浙商和粤商都成为中国最为有影响力的商人，都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有人说当初两地经济的起飞都缘于其地缘特点，但商人毕竟是创造经济的主体。当然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粤商、浙商的发展演变；同样的，当代粤商、浙商的特色新商业精神，也是在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这种土壤培育出来的。凡是商业精神有特色的地方，经济也很有特色，区域商业精神可以使区域经济、商人的行为模式等在整个宏观环境中独树一帜，保留自己的特质。例如：中山、顺德等企业主与温州一带的在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商业精神差异的具体体现。

     企业家行为、民营企业，是中国商人受其它因素影响最小，最具有纯粹商业行为作用的真接结果，因而，民营经济的特点及企业家行为模式最能体现商人商业精神的内涵。下面，我们根据粤、浙两地民营企业、企业家的特点，来探析粤商、浙商的商业精神。

（一）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看粤商、浙商创业、冒险等商业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创业，但在当时左倾思想还相当有市场的环境，广东如果没有一批深谙策略的改革家、企业家，只靠有限的“优惠政策”也是难以“点石成金”发挥效用的。在这种环境下，广东人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既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同时，广东人也是实干派，但广东人更知道巧干，我们喜欢用“红绿灯理论”来解释广东人的发展。其理论就是：“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他所隐喻的是一种政治策略，讲的是用好中央给的政策。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粤商这一族群最为突出的特性。另外，广东商人尤其是第一代广东商人读书少，文化素质低，几乎成了一种共识。由于深知粤地人才匮乏，广东以令国人称道的气魄，采取灵活的政策吸引大批人才入粤。它创造了洗脚上田的农民领导着一群博士硕士的“羊统领着狮虎群”的奇迹，这充分体现了粤商巧干，善于抓住机会，果断行动，去实现机会的商业精神。

     相对于粤商的天时地利，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为了创业，浙商异常勤劳，他们起家靠家庭作坊式工厂，全家老小齐上阵。浙商的市场洞察力强，一旦看到有生意可做，马上就会弄台机器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里，做的好了，再盖厂房，做大了才请管理员。浙商就是用这种方法换取效率，把握市场机会的。浙商工作不挑拣，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即使极偏远，极艰苦的地方，都有浙江人在奋斗，在创业，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够生根、发展。这充分体敢闯敢干，埋头苦干，不怕失败的创业精神。相对于粤商在创业模式上不同的是，粤商为了钱可以不顾任何面子，他们的面子就是金钱，而浙商是极重面子的，在创业模式上多选择让人称道的行业起步。

（二）民营企业市场拓展历程：看粤商、浙商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完成了初步原始积累的企业必须进一步扩展市场，进一步发展企业，但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改变，而以制造业起家，聚集在珠三角一带的粤商却开始进入相对势微的调整期。市场变化的严峻，促使了珠三角原生企业主不敢冒然前行。当年以“胆大”、“灵活”闻名的粤商似乎陷入经验的束缚之中，造成一种“胆小”而缺乏创意的群体氛围。一位经济资深人士评论道，“珠三角人很愿意占有既得财富，特别是对自己的商务前景看不明时，选择上可能变得更保守”。最近这些年，在立足大局调整企业产业组合上，珠三角的民营资本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前瞻性，为将来从“产业”身上赚大钱而“冒险”的珠三角人太少，企业家主导投资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使资源集中到有能力的企业家手中，通过学习机制提高企业家的能力，但广东缺乏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欠缺深度思考，做生意随大流，过于世俗化。

     “浙商”永不满足，不断进取，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精神，使“粤商”找到了差距。浙江人不满足于在自己家门口办市场，他们的眼光盯着国际国内市场，千辛万苦挤进市场去。浙江的雅戈尔、杉杉、雪豹服装，娃哈哈饮料等产品早就不满足于在家门口生根，千方百计把产品找进上海、南京等大市场，有的把总部搬到了上海、北京去。而广东有的民营企业走出本地、向外发展的开拓精神不足，迟迟下不了决心；有的地方政府一听说本地企业要将总部搬去外地，就担心资金、税源外流，不让企业向外发展。尽管温州的发展条件不如广东，但由于更愿意四处闯荡，温州人掌控市场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广东人。

     原来是广东人给浙江人下单，下定单。现在是温州人过来给东莞人下定单。下单能力是企业掌控市场的能力。粤商一直把重点放在生产环节上。所以，以前很多东西是在广东发展起来的，但5年、8年或者10年后，反而去了浙江发展，整个市场的枢纽转去了浙江。证明广东人不是很重视市场，或者说是“玩”市场玩得不够好。

     从上可以看出，粤商的企业家精神相对比较欠缺，梦想与理想都不能达成一定的境界，不能够高瞻远瞩，这样，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民营企业的品牌建设：看粤商、浙商的诚信、竞争、公平、等商业精神

     品牌，可以体现商人的诚信，因为商人在塑造品牌的过程中，必须要去塑造口牌的价值，品牌的价值包括商人的诚信，产品的质量，甚至商业伦理等内涵。

     从对全国的影响来看，广东与浙江相比，更明显不足。浙江私企拥有全国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分别为13和96个，而广东仅分别为6和45个，均不到浙江的一半。

     虽然粤商的粤商文化市场气息非常强，靠自己的意识强，眼光独到。但不足之处就是品牌意识弱，国际化视野还是不够宽，广东除了两三家家电品牌外，其他有影响力的不多。这说明粤商对品牌的价值重视度不够，太过于务实，对市场的眼光有点短视。

     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浙商，其实是全国诚信度最好的商人。以前，浙江商人曾经因假冒伪劣产品而受到大众关注，但这是计划经济下出现的社会现象。而非浙江现象，更不是浙商现象。假冒伪劣不是浙江创造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浙商是最早醒过来的。“温州现象”就是生动的一例。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商品曾一度风靡全国，到处都有温州人和温州商品的影子。但由于诚信的严重缺乏，渐渐地，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温州商人也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瘟神，温州经济因此瘫痪。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诚信，而且破坏了公平竞争，所以，1992年前后的温州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它的假，比如它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它们，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就是这样，温州商人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温州人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树立了自己的诚信，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产品，同时也维护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四）民营企业的集群特点：看粤商、浙商分工、合作的商业精神

     从民营企业的集群化发展看，广东也存在很大差距。浙江全省88个县市区中，就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而广东的专业镇基本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上地而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专业镇却是凤毛麟角。而且广东产业群，更类似于“扎堆”，集群效应。专业镇之间甚至在专业镇内部，同行之间彼此倾轧、互相竞争，没能形成有效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和协作网络，以至于减弱了广东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粤商更倾向于做自己的生意，商人之间多是竞争。

     浙江民营经济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但往往以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聚集在一起，生产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形成一个个产业集聚区（或者说块状经济），集聚区内分工精密，通过专业市场密切联系，既有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又有聚集起来的规模效应，从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把它形象地称为“小狗经济”。以台州摩托车行业为例，台州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甚至只生产一种螺丝钉，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当高；而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化的市场联合起来，整个台州市就俨然成了一个特大型的摩托车生产集团。集群经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等方面。这表现了浙商在生产定位方面的高度分工，每个企业定位于最适合自己的价值链环节，同时，各个企业之间还要充分合作构造成完整的价值链。

（五）民营企业的资本运作：看粤商、浙商的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使命和目标，社会责任。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迈向资本市场。2003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广东老板的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手段挖到的，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共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大开放时代，为企业整合各种要素提供了无限空间、无限可能，企业只有勇于整合、善于整合，才能迅速聚集翻江倒海的强势。这同时也可以看出。相对于浙商，粤商的侵袭性、攻击性低，扩张性不强。

（六）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的理解：看粤商、浙商的政治情商

     在中国，不懂得政治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企业家，甚至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做法，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做法。能否处理好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大考验。那些市场生命比较长的大企业家，都高度注意政治安全。

     广东商人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厌恶谈论政治，因此与广东人做生意时，谈论政治引不起广东人的兴趣，甚至谈论政治可能会引起一些广东生意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与你合作。粤商普遍沉浸在所经营的事业里，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认定政治太空、太虚、太不可捉摸、太枯燥无味，与其与人勾心斗角搞政治，不如一门心思赚钱来得实在、踏实。但近年来，广东出现许多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的下马，其中的一些企业资产质量良好，核心竞争力犹在，所以与其说是其经营手段不善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些企业家冷漠政治的后果。这些企业家游走于中国政策禁区“反越位”的边缘，但都没能把握好这个度，终于遭到“红牌”罚下场的后果。

     然而，浙商却很是善于处理政治关系，他们既是经营市场的高手，又是经营政府关系的好手。2001年度中国大陆百名首富企业家中，6位是全国人大代表，16位是全国政协委员。而小小柳市场镇中小企业中，就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浙江人大代表3人，乐清市场人大代表3人。在温州人的眼里，政治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南存辉怒斥魏京生”曾经是大报小报的头条新闻。南存辉，正泰集团的创立者。1999年他在美国进行商务活动期间，从报上得知魏京生等人竟向美国国会提议，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理由是中国政府只重视扶持国有企业，对外商和私营企业进行打压排斥。南存辉十分气愤，立即致信美国国会议员，并于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自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办厂经历，说明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并不歧视。南存辉行事稳健，政治上更是老练稳重。在温州这样一个相当时期内的政治高风险区，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企业主要获得各界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清楚自己定位的南存辉咬紧自己的“主业”一直努力“抬头拉车”，不站错队，不说错话。最重要的是，把企业搞好，业绩才是企业主最大的发言权。如果你有突出的业绩，而且多做少说政治稳健为人可靠，不用你去“跑”上层路线，政府会主动来找你，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典型，只有这样的典型才能为各界所接受。这是浙粤“企业政治学”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