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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量数据与GDP数据一样是单纯地从数量上反映经济状况，想要更清晰准确地理解经济运行情况，必须仔细分辨这些数据的构成。很多第一都建立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之上。在制造这些产品过程中我们付出了环境、资源、人力等代价，这些都透支着未来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进口中国初级产品，将其转变为高附加值产品返销中国赚取高额利润，中国就这样逐渐被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所以从贸易量世界第一这种战略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高兴的地方，恰恰相反，我国经济受到了更严重的压迫，同时，转型升级任务也更紧迫。更严重的压迫和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由此，在取得贸易世界第一成绩单的当下，转型与升级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很大程度上我们宁可失去这种表面的第一去赢得转型升级的成功。因为目前的第一意味着我们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遭到了更大的盘剥，只有在转型成功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机制后再去争取新的第一。

    这样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最明显的就是大家的收入会增加，因为我们进行商品贸易的价格会逐渐提高。仅仅生产裤子与运作整个裤子的产业链所取得的收入有几十倍的差距，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贸易最终是要为其参与者谋求最大福祉，抛掉面子要回里子才是最主要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主动权被国外巨头把持。以日本企业为代表，它们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产商融模式牢牢地吸附在实体经济之上。美国以投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他们控制着高端的金融和世界原材料体系。如何看清他们的本质以及选择相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突围模式将是重中之重。

     中国作为一个产业大国、劳动力大国以及后发落后人均资源小国的整体国情，注定了我们不能走美国式金融主导模式。虽然我们这些年学习美国模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相应的成本越来越难以承受。相反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这种产、商、融紧密结合的财团模式很多时候能很好地解决当下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学习这种模式成功的基础和条件呢？

    曾经有很多国家学习日本的综合商社财团模式，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美国都曾学习过综合商社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有很多企业进行过学习。但是随着亚洲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衰退成为主流意见，财团模式也因其成员企业相互紧密互锁导致的三角债问题不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包容被诟病。后来，互联网浪潮以及信息化使综合商社作为中介商的作用大大降低，商社夕阳论一派甚嚣尘上，对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更是乏人问津。但综合商社真的就没落了吗？

    1999年9月，三井物产社长上岛重二回答《财富对话》主持人说：“因为我们和亚洲的生意有很多，所以1997年以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近十年来，商社每年都在进行重组，以公司的收益来对包袱进行消化。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作为公司来说，我们已经回复正常的公司形态，所以今后就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