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甚至成为恶性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你认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何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小摊贩长期以来被“非法化”。按照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城管对小摊贩进行处罚，至少应当表明身份、告知权利、收集证据等，而实际上小摊贩瞥见城管就溜之大吉。当法律规则难以操作而上级命令又必须执行时，城管只能自创规则。一旦城管脱离规则的约束时，执法就只能凭纪律和良知。纪律和良知若再失守，暴力就开始了。法律不允许城管使用暴力，而完成任务又必须借助暴力，非法施暴成了必然选择。暴力一旦失控，就难有边界。

　　经济观察报：这么多年来，包括你在内的法学专家和社会学者一直在呼吁“使小摊贩身份合法化”，小摊贩合法化很难吗？

　　何兵：其实，推动小摊贩合法化没有那么难。关键是从观念上肯定摊贩经济的正当性，扭转认识上的误区。小摊贩不是“脏乱差”的源头，不是干扰“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称号获得的因素。而如今，为创建文明城市，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建设“无摊城市”的口号。

　　另外，相关利益集团不愿意轻易改变现状，依然维持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小摊贩非法化的背后存在利益链？

　　何兵：最初工商部门管理小摊贩，后来转到城管机构。小摊贩非法化固然让一线的城管队员很辛苦，但正是通过这种义正严辞的“造事”和责无旁贷的“揽事”，城管部门不断扩军，并提升了在政府系统中的“权重”。权力意味着利益，一些地方城管大量行使处罚权，并获得利益。有些地方城管收保护费、默许亲朋好友设摊等。有些城管就问：“如果小摊贩合法化了，那城管怎么执法呢？”经济观察报：你能具体谈一下小摊贩经济的正当性吗？

　　何兵：这在学界早有归纳。一般认为，摊贩经济并不缺乏效率，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更多的优点。它满足了低层消费者和普通市民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获得消费品的理想场所。小摊贩还丰富了城市文化。摊贩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到地方的民风人情。如法国巴黎街头艺人的展示，我国传统的庙会、夜市，不仅提供购物便利，还是城市文化独特的景观。摊贩是恢复街道活力、有效利用公共空间、增加城市魅力的佳径。欧洲有露天吧台，亚洲有街道摊贩，摊贩制造街头的喧闹，活跃着城乡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小摊贩经济能解决部分就业。许多人受资金、技术、年龄限制，只能自我就业。而起点低、资金少、操作容易的摊贩生意，则成为就业捷径。

　　经济观察报：有人担心，中国小摊贩存在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薄弱以及经营缺乏诚信等问题，你怎么看？

　　何兵：这是一种偏见。小摊贩固然会存在上述一些问题，但完全可以通过规范管理改变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由中国的农民群体成功推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出现过什么问题吗？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小摊贩合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归位。

　　何兵：小摊贩合法化其实就是实现摊贩经济的规范化、秩序化，而不仅是为了追求公民的自由权利。农民在农村随意摆摊卖豆腐不会有人对其进行指责和处罚，但到城市之后，必须面对区域政策的限制和规范。
　　经济观察报：那你对“小摊贩合法化”有什么建议？

　　何兵：我建议：一、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二、成立小摊贩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三、国家提供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救济，协调摊贩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避免摊贩黑社会化。实际上，这些治理办法的有效性，已为韩国、日本、美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实践所证实。

　　经济观察报：你比较推崇镇江的摊贩民主自治试点，也比较看好浙江平湖的“公司化管理模式”，你如何评价这些试点？如果实现小摊贩合法化，是否意味着城管机构和城管人员退出历史舞台？

　　何兵：我调查了解，现有几个试点城市在小摊贩管理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将这些模式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小摊贩合法化后，城管机构的职能的确面临转型。实际上城管的职责不只是与小摊贩作斗争，这实质上是职责的一种偏离。北京市城管已担负起14项城市管理职责，被授予了308项处罚权，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道路交通秩序、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园林绿化等等。实现这种转型后，城管部门可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园林绿化”等事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