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通理论溯源

    马克思把流通明确的界定为“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1]。在借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要素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社会再生产分为互为媒介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流通过程是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移动过程和实现过程的统一，其中包括产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与个别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马克思是从三种意义上来研究流通的，即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2]。马克思对商品流通的定义是“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3]。马克思把流通环节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并作为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线之一，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其流通理论便成为我国流通理论界建立“流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4]26。

    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但我国目前流通理论界对于“流通”一词界定的范畴要远远小于马克思对于流通的概念范畴和应用。关于流通，宋则给出的定义是“在实体经济范畴内，由商品流通直接引起或与商品流通直接有关、直接由其派生并直接为其服务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总和或总称。主要包括：农产品流通、工业消费品流通和工业投资品流通”[5]，还有学者认为“流通是指社会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所经过的全部过程”[6]，是“有形商品与有形产品的流通”[7]33。借鉴马克思对于流通的广义使用概念，也有学者将流通分为不同层次，认为“广义的流通，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经济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运动过程；狭义的流通，是指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过程”[8]。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理论界一般“避免将流通理解得过于宽泛，甚至将全社会的资本周转和资金运动，乃至虚拟经济全数纳入商品流通范畴所导致的混乱”[9]。可见我国学者主要将流通的概念局限为一种商品运行的“渠道”和“中介”，洪涛将这一中介地位总结为“指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运行过程中处于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地位，它是由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所决定的”[10]60。

    基于对流通概念的界定，我国理论界对流通产业的界定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商品交换的渠道领域，典型的定义如余国锋认为“流通产业是指与商品流通和商业直接相关联，或为商品流通和商业提供必要条件的各种产业的总称”[11]，洪涛提出现代流通业是“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它的经营对象不仅包括实物商品，也包括服务商品。具体来说，它包括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住宿业、美容美发业、洗染业、沐浴业、家庭服务业、人像摄影业、会展业、旧货业、租赁业、拍卖业、典当业、商业经纪、商业信息、商业咨询、商业培训等”[10]5。但也有学者提出，“流通产业是指整个流通领域中所包含的产业部门，主要有商业、物资贸易业、仓储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业、保险业等”[12]69，这类划分方法的主要争议是邮电通讯、金融等服务产业能否划入流通产业，为整合各种观点，也有学者将流通产业划分为不同层次，微观层次以商业为核心，宏观层次则包括服务业[12]70，不过在实际的研究中，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仍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①

    我国流通理论界形成这种使用习惯，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我国流通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马克思对流通的分析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加之苏联流通理论的影响，建国后我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无流通论”，因此流通理论的兴起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建立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问题，理论界的研究焦点在于流通体制即市场机制的建设问题，通过在流通与生产之间关系的讨论，论证流通的地位、本质、范畴等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已经被广泛接受之后，流通理论研究的客体越来越趋于微观，为提升流通领域的效率，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很多研究集中在流通运行要素即流通渠道和流通组织问题方面。② 上世纪末以来，理论界开始提出流通应由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黄国雄更是提出了“流通产业不仅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到先导作用，它实质是一个基础产业，具有衡量基础产业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点：即社会化、关联度、贡献率、就业比、不可替代性”[13]。

    随着流通自身地位和产业地位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及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的流通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在其基本原理基础上的一些具体论述已经与时代需求有所脱离，流通理论如何创新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作为一门学科，流通经济学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14]。因此，当有些学者积极构建流通经济学框架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流通理论应该针对实际，吸收各种现代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流通理论面临着发展的困惑。从理论根源上讲，本文认为这是目前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传统和路径导致的。

    二、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流通理论研究的困惑

    当代西方经济学源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始于对流通的研究[15]29。17世纪20年代初，英国启蒙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出版了《英国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将流通视为“财富的源泉”，成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将生产与交换联系起来，指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分工的前提是交换，交换使各种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深入分析了分工与交换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并提出劳动价值论，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③ 但自古典微观经济学产生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脱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转向对市场均衡的一般性研究，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其关注的是证明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为何能实现均衡，生产和消费成为市场关键的二元因素，流通则被抽象和淡化，变得无关紧要，逐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这一现象，有研究认为这是与西方经济的现实特点造成的，一是西方经济从古到今就是市场经济，在这种社会，流通是泛化的、社会化的活动，因此，整个经济学就是一部市场经济学，或者说就是一部大的“流通经济学”，没有必要再去设立什么具体的“流通经济学”；二是流通企业与普通企业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要专门的流通理论进行指导；三是生产企业、制造商，尤其是跨国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绕过中间商完成商品由生产过程向消费过程的直接转移，流通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4]26。还有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是由于西方经学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与分析范式”[7]35，简化了微观的交换过程分析，只要满足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这些假设，市场交换就变为了一个自动选择的过程，其认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在其理论框架中也就没有了流通理论的位置。与上述看法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研究思路不同，国内很多学者对流通产业的地位却愈发看重，认为流通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基础性产业[16]、战略性产业[17]，应该确立流通产业的先导地位[18]。为什么对于流通产业和流通理论的看法会有如此不同？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和转轨时期流通理论服务于国家管理和改革的需要而被重视，市场经济时代为什么还有学者对于流通产业的地位愤愤不平？

    本文认为，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不重视流通理论，而是“无法重视”。正如上述研究指出的，流通与生产之间的整合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流通的地位应该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因为流通的关联性增强了，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加大了，当沃尔玛成为世界500强，其年采购达到2300多亿美元，④ 成为众多上游产业企业的生命线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强势的流通终端已经开始反向影响和控制上游产业。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学者对流通产业理论一直非常重视的原因，即如果就传统而言，流通环节是无法脱离生产环节，两者是一个关联互动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流通已经成为关乎国家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关键性产业。但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没有对流通理论形成专门的研究呢？因为两点原因，一是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和流通产业的产业特性，二是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理论传统上，主流西方经济学将精力集中在不影响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和机制研究，传统的“看不见的手”和“瓦尔拉斯均衡”便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随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问题的提出，新古典西方经济学又迅速发展出了制度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如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所研究的机制设计理论，便是通过对于信息不完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一方面解决了信息成本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信息（运行）成本，另一方面解决了机制的激励问题，即在所设计的机制下，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按照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只要机制问题解决了，效率便可以提高，流通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就行业性质而言，流通属于竞争性领域，显然不在公共产品和管制的范畴内，如果对流通产业进行直接的调节，不仅违反了古典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传统，还会涉及对流通终端布局和流通环节微观主体的管理，布局的管理就会涉及土地，微观主体的管理就会涉及产权，而这两者在西方都是私有的，国家无法直接进行控制，即便形成了理论，也无法应用于实践，服务于经济管理和发展需要的主流西方经济学也就不会发展独立的流通理论。

    从动态的角度看，除了理论传统外，“路径依赖”也造成了主流西方经济学与流通理论的“不兼容”。路径依赖最初由生物学家古尔德在分析物种的演化中提出，其显著特征是某物种以一种相关方式影响未来的发展[19]。受生物学理念的启发，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上同样存在路径依赖。诺思创立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20]。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21]。其实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一现象：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主流西方经济学发展路径的变化，并形成了路径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之后，无论马歇尔还是凯恩斯、萨缪尔森或者斯蒂格利茨，在这些大师的著作中都很少提到“流通”一词，也不再有关于流通理论的专门论述[15]30。可见，除了学术传统之外，理论发展领域的路径依赖也导致了现有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包含流通理论的理论体系之间很难兼容。

    主流经济学之外，西方经济学的其他分支是否提供了流通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呢？新制度经济学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近年来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对于实践的意义也更为重大，制度经济学认为按照交易费用的不同，市场和企业是两种资源配置形式，契约将根据交易成本不同而自发形成，并因此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有研究认为“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是一致的，“科斯的交易费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流通费用所覆盖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交易费用即流通费用，流通费用即交易费用，它们所指的是同一种费用，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22]。但由于科斯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形式问题，而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再生产的运行问题，虽然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流通理论提供了给养，如有学者利用交易成本对大型零售企业的扩张问题进行了研究[23]，两者仍难以简单地进行比较和融合。特别是在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流通运行中存在费用问题，需要提高流通的效率的前提下，制度经济学却是直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再次将市场中的流通过程模糊化，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的贡献有限。

    在现代西方理论研究中，反倒是区位理论为流通理论提供了一些理论和工具，奥沙利文指出，“如果一个零售商的销售额随着其他零售商的靠近而上升，那么就出现了购物的外在性。市场营销中的聚集化经济效应造成了零售商的聚集行为”[24]，赖利、康维斯、哈佛、凯恩等还开发了商圈分析工具，为流通产业布局提供了分析工具，但是这些理论更多的出于区域、城市发展的视角而不是社会经济的视角，对于构建完整流通理论贡献有限。

    三、主流西方经济学思维下流通产业实践的问题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还是逐步进入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都将流通问题抽象化，这使得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困境，新的经济学理论无法为流通理论的发展提供给养，而如果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毕竟现代经济与马克思所在的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理论的创新难度便越来越大，以至在一些历史悠久的社会类权威期刊中，流通理论的研究已经很少[25]。由于理论发展方面遇到的困难，在实践中，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便存在隐忧。

    第一，政府层面宏观的流通产业管理政策越来越难以付诸于实践，如国家级的《商业网点规划》争议多年，迟迟无法出台。在商业布局越来越成为城市规划重要问题的时候，更多依靠商圈理论、区域发展理论进行实践指导，而无法从流通产业内部发展规律寻求解决之道，也使得规划部门和流通产业的管理部门出现了权力的纷争，对于实践来说，这种现象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流通类企业寻求发展的道路的摸索愈发艰难。我国的连锁企业在实践中或者大规模连锁，或者打造强势单店，或者整合各种业态，或者归核化发展，或者向上游产业延伸，这些行为可以通过产业理论、战略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等各种理论进行解释，但是却无法通过系统的流通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系统性分析，其效率、风险，以及与流通产业特性之间的关系都无法确定，企业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冒着很大风险进行创新和摸索的。

    第三，对流通产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足导致国外流通企业在国内的发展没有受到限制，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隐忧。流通产业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而且长期以来并没被看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因此国家对这一行业的管制相对较松。加入WTO之后，外国大型零售企业通过并购和加速开店，扩大了其对中国零售业的影响，截至2006年底，家乐福以92家门店总数，成为内地最大的外资零售卖场经营商，21家新增门店的规模较2005年71家总规模增加30％以上⑤。大型零售企业很多都是世界500强，而且因为没有限制，其成为地方政府提升政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如果流通产业并非附加于生产环节之后的次要产业，而是一个战略性或者基础性产业，因为我们没有针对WTO对流通产业进行特别的研究和保护，现在的政策岂不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四，流通产业与房地产的结合已经影响到土地这一重要的要素价格。按一般的分类而言，流通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领域，在WTO协议和目前的服务产业开放政策中，流通产业并没有像金融业这样有相关限制性措施，因此外资通过流通服务业渗透入地产行业的趋势也往往被忽视，这主要是由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念的指导下，流通产业仅仅是一个渠道媒介，不会对要素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零售行业地产现在已经不仅是一个房地产营销的噱头，而是直接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土地要素价格。一是著名的“深国投模式”，即利用地方政府要引进外资商业企业的迫切心情，以及与外资商业企业的合资关系，许以引进500强的外资商业企业品牌为条件，变相从政府低价拿地；二是通过免租或减租的方式引入大型流通企业，然后拉升周边土地的价格。这两种方式都是通过流通产业对土地要素市场进行操控，可见流通对于重要的要素市场已经形成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合理、是否正常，流通理论却难以解释。

    四、流通理论的未来发展路径

    可见，由于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理论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被抽象和模糊化，使流通理论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而实际上流通产业并非可以放手不管，不去研究的产业，本文也提出主流西方经济学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是因为其学术传统和流通领域的性质使其无法产生独立的流通理论。但是在中国，由于土地的国有性质和一些重要流通企业产权上仍然属于国有，政府有能力利用流通理论进行实践，因此重视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流通理论的创新，当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本文认为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流通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在当代学者中加强相关教育外，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界定流通理论的研究范畴。即便以现有的商业领域研究为核心，也牵扯到宏观领域的商业布局、中观层次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微观层次的企业问题等几个方面，放在统一的框架下显然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因此基于流通问题主要是影响社会商品价值的实效效率问题，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宏观层次的商业布局和中观层次的产业发展政策方面，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范畴可以分散到相应的理论分支中。

    第二，梳理西方经济学中有关产权、制度方面理论的要素，寻求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调控流通市场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寻找连接传统和现实的有效途径。传统上的计划经济思维显然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但是单纯依赖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将流通问题放手不管，也显然难以适应流通领域发展的现实，因此借鉴现代经济学领域的优秀成果，创新流通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不应求快求全，而应逐步构建。由于缺乏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流通理论的创新和构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有些研究者希望快速解决流通理论的结构问题，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长期以来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流通经济学体系，感到失望。构建一个理论，尤其在我国短短几十年的实践基础上，是很困难的事情，需要不同背景的学者从各自专长出发，逐步积累，最终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性的流通理论体系。

    注释：
    ① 参见：孙薇．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一文中对于流通理论研究情况的总结。
    ② 同①。

    ③ 有研究单纯地从“流通”这一名词出发，认为西方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流通的概念，但是作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我国“流通”一词源于日语中的“流通”，但日语中的“流通”是“distribution”的翻译，中国将这一词翻译为“分销”，因此可以认为，“流通”一词引入中国后，词义发生了变化，即前文提出的，是与“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因此本文依据这一判断，同意徐从才老师的观点，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概念，与我国的流通有着基本一致的内涵。

    ④ 2006年数据，数据来源：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⑤ 数据来源：中国商业地产联盟．2007年商业地产白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