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时尚都很有追求，这一点，无论是走在米兰、巴黎还是中国的大城市都不难发现。不过，他们都爱追西方的品牌，这对中国本土设计而言是一个尴尬。

　　尽管近年来本土时装设计师的品牌迅速增多，“例外”的爆红让本土的设计师品牌迅速成为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设计在世界时尚舞台上的崛起。

　　正如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所说：“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一定是非常好的推动，但真正被市场上的消费者所接受才是本土品牌真正的成功。”

　　在时尚行业有着6年工作经验的史蒂芬·基罗博士总结，因为中国时尚业面临的一些障碍，导致其无法获取被国内外顾客所认可的“正当性”，更谈不上依靠这种“正当性”跻身全球时尚设计中心。

　　更具体地说，史蒂芬·基罗认为中国时尚业陷入的“正当性”陷阱是这样形成的：许多才能出众的中国设计师无法施展，因为他们缺乏资金支持，也没有被给予充分的时间，来确立自己的风格。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加入一些主流的快速消费时尚公司，而这些公司没有多少兴趣来做长远打算、培育时尚创意。因而许多中国设计师只能日复一日地复制来自西方的潮流，而中国的消费者又几乎不在意本土的品牌。

　　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有句名言，低端服装业的存在必须依赖高端服装业，用史蒂芬·基罗的话来翻译，就是正当性首先来源于创意、高端产业然后传递到低端的快消时尚，而不是相反。

　　因而，中国时尚业要走向成功，必须有赖于高级定制、成衣领域内的设计师品牌走出这种市场认可“正当性”的陷阱。就如同当年以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为代表的日本设计师在国际上掀起的日本设计新浪潮。

　　国外设计师品牌又是如何发展其市场正当性的呢?其实，上述史蒂芬·基罗的分析已概括出一些关键的成功要素。首先，当然是设计师独到、个性的设计风格，为其瞄准了特定的消费人群。

　　对此，在奢侈品行业有着多年经验、现为有机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陆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设计师品牌，肩负的责任就是引领时尚、引领消费的群体，而不是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但是也不能太游离于生活之外。”

　　当年放弃公司稳定高薪设计师职位的阿玛尼在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开始了他独立的服装设计生涯。1974年，当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第一个男装发布会结束之后，他获得了“夹克衫”之王的美誉，在男装设计方面，阿玛尼始终独领风骚。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设计师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展示的著名金属服装，成为他时装的一个经典特征。

　　对于更多无名设计师而言，坚持自己的风格与迎合市场需求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在史蒂芬·基罗看来，天使投资对孵化未来的明星品牌、培养年轻有为的设计师功不可没。当然，这些天使是以营利为目的投资者，但他们也明白，时尚兼具艺术和文化身份，因此长远眼光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维特海默(Wertheimer)家族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投资培育香奈儿(Chanel)、开云(Kering)集团选择投资英国设计师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也是一样的道理。而来自美国如今已颇受欢迎的设计师品牌Michael Kors背后也站着实力雄厚的财团。这些“天使”为设计师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来确立并坚持自己的设计风格。

　　从工作室起家，在各项设计大赛上拿奖或是时装展上一举成名，在固定的消费人群中积累起品牌的影响力，从起初的口碑传播慢慢转向品牌传播的运作模式，如找明星代言、精准营销等等。这些国外设计师成功模式的大同小异不难看出，除了至关重要的设计师本人之外，一个制度化的大环境对促成设计师品牌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1947年，通过发掘克里斯蒂安·迪奥(Christian Dior)并让他的新风貌系列在美国大受欢迎，《哈波时尚》主编为其开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除了媒体扮演的关键角色，史蒂芬·基罗认为，专业领域内部的合作同样重要。1868年创立的“法国时装和成衣设计师联盟”协调时装周的组织、举办巴黎时装展览会，为设计师和法国时尚行业都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重要舞台。

　　法国时尚业的生态系统还延伸到了时装设计院校和政府，它们为提供时尚设计人才和加强“法国制造”价值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1年年初，法国工业部成立了一个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试点运行了一个“时尚银行”，旨在为新兴的年轻设计师和服装企业家提供优惠的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