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152，101，122，96，114……一连串令人心惊的数字，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牵动着每一个北京人的心。尽管关注这些统计数字已成了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数字背后的故事，更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数字与朱荣辉之间的关系。

    系统，十万火急

　　很多北京人也许一生都不会忘记2003年4月下旬的那些情景：往日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忽然变得冷清异常，消毒液与口罩变得异常紧俏，商家和餐馆门可罗雀，一句谣言就可以引得人们竞相传播或是做出某些荒唐的行为。而更为沉重的是人们的心理，恐慌导致的心理脆弱，使得人们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避。抵抗SARS就是一场战争，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一点儿也不为过。

　　也许在不熟悉现代战争的人们的印象里，战争就意味着强大的火力，但事实上在现代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却是指挥系统。在对抗SARS的这场战争中，这一点并没有例外。在SARS的高发期，北京市政府和有关卫生部门迅速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止SARS病毒的蔓延。很快，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把SARS病毒隔离在可控区域，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于是，数千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大队组建起来了，其使命就是专门负责对每一个患者和与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进行跟踪调查，以便从中找出传染的途径，切断并控制传染链。但随着“非典”疫情的控制工作逐步进入关键阶段，患者数量日增，采集的信息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传统的单机单线信息管理方法已经无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疫情，北京市疾病预疾控制中心和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的领导们也突然找到了打赢这场SARS战争的关键——SARS指挥系统，这就是“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的由来。

　　意识到SARS指挥系统重要性的当然不止北京市政府的官员们，长年从事电子政务建设的北京美髯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朱荣辉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这个时候，他明白，抵抗的时机到了。与朱荣辉有着相同认识的还有方正数码和长城软件的领导们，于是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的领导下,一场影响着日后战局发展的信息化改造在悄然进行着。

　　朱荣辉了解当时的局面，更明白他所担负的责任。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政府，而“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的性能与稳定将对日后政府抗击SARS工作的成效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朱荣辉也明白，这将是国内历史上最急切的一次电子政务建设，也许它还将是惟一一个在战争打响后才组建起来的指挥系统。

    激情燃烧的五个昼夜

　　面对SARS病毒，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感受到的同样是恐惧。3月底的时候，他们也听说了SARS病例，但那时似乎觉得离他们还很远，直到4月份，他们才真正逐渐意识到它的威胁。4月20日，朱荣辉远在美国的妻儿打来电话，坚持要他去美国避一避，公司员工的亲友也坚持要他们离开北京。对此，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选择的却是开始陆续向相关政府官员、医疗人员询问，他们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医生，不能亲临一线救治病人，但科技企业肯定能为“非典”控制做些事情。

　　4月25日下午六点钟，就在北京市的大型IT企业纷纷关闭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让员工们在家工作以躲避SARS之时，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却接到政府的紧急指示：要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一套“非典”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有效实现“非典”流行病学信息的动态采集和分析。当晚7：30，一个包括数十人的研发团队被紧急组合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团队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十名工作人员一起，开始了一轮紧似一轮的研发。今天，在朱荣辉安静的办公室里，他这样回忆道：“最难受的是早上从家门出来的时候，在亲人充满焦虑、关切与挽留的目光中，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呀。”

　　4月30日，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运行。而这时距4月25日美髯公科技公司接手这个项目，仅仅过去了五天时间。只有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才明白，这是怎样的五天。在多数人减少工作量以提高免疫力的同时，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每天却除了吃饭和短短几个小时的睡眠，其余时间都全心地扑在了系统的开发上。直到4月30日系统开通后，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才意识到因为周围的饭馆全都关门歇业，他们已经连续五天以方便面裹腹了。在今天看来，这也许已经不算什么，但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在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是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在技术性能上却是非常过硬的。在网络系统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套系统可允许包括流调工作人员、录入人员，医务人员、分析专家、政府决策者在内的使用者，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同时进行“非典”数据的录入、查询、分析和处理，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非典”疾控的效率、速度和协同工作能力。此外，系统还具有多种接口，可以顺利地实现与国家流调系统及其他应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对接，还可以很方便地从市级疾控中心扩展到区级疾控中心以及各个医院或者社区使用。日后北京市政府提供给国际WHO组织的数据，就是由这套系统采集的。

　　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出于各种心理而更想了解朱荣辉和他的团队，以及北京市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朱荣辉开发这套“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如果非要对北京市政府选择朱荣辉开发“北京市SARS流行病学信息管理系统”找出一个答案，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朱荣辉敢承接这个项目，是源于他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多年积累；而政府之所以敢托付其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朱荣辉以往的成功而对他产生的信认。

    舍弃五子始登科

　　朱荣辉1963年生于湖南娄底地区，家庭条件的艰苦却让他养成了好学的性格。1975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双峰一中，四年后，年仅16岁的他以湖南省前10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度过了11年的时光后，已获博士学位的朱荣辉把中关村地区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朱荣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充满笑容地说：“当时清华大学没有少年班，于是我就跟许多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学生一起上课，好多次别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高中生，结果闹了不少笑话。”

　　朱荣辉毕业以后，在德国飞利浦霍尔兹曼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1997年，深感自身需要充电的他自费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贸和管理。在此期间，有一件事情让他想不通：美国的汽车拥有量远高于国内，但美国的公路上除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却畅通无阻，而在北京的道路上行驶却是走到哪儿堵到哪儿。渐渐地，朱荣辉明白了：在美国，人们拿着一张信用卡就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商店消费，一些如纳税、办理各类证件这样的事务也大都可以在网上完成，美国人为办事而要跑的路程比中国人要少得多。这件事让他体会到了中国在电子商务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落后，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美髯公科技发展公司。

　　朱荣辉回国后选择了自己创业。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影响了他。2000年4月，朱荣辉创办了北京美髯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但在办事效率较高的中关村，从朱荣辉提出设立公司的申请起，到公司正式运转，还是用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这种办事效率让那种落后于人的感觉又回到了朱荣辉身上。朱荣辉在摩托罗拉工作期间，在项目的审批程序上层层报批，一个中国地区的立项申请报告从基层传上去到审批下来最少也要两个月。有时即使项目批下来了，但最好的商机也错过了。所以在离开摩托罗拉以后，朱荣辉设计了一套软件，让一切审批程序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让决策者可以随时上网，随时审批，大大地提高了决策的速度和效率。这套软件的成功，为朱荣辉以后从事电子政务的建设打下了伏笔。

　　就在朱荣辉对中关村地区的办事效率感到不满的同时，这一问题也在困扰着当时负责中关村高新技术区的区长马林。1999年，入驻中关村园区的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和国际化大型企业年年增加，这些企业对政府的管理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使得毕业于清华大学又有着超前眼光的马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荣辉结识了马林。马林当时有建设电子政务的想法，但对国内电子政务建设停留在封闭的OA系统上的理念总感到不满意，当朱荣辉把摩托罗拉的那种开放式的办公思路和马林谈过之后，双方一拍即合。当政府做出启动中关村“数字园区”工程决策后的三个月，中关村数字园区的第一个办公模块开始运转起来了。事实证明启用这套系统后，办事效率被提高了5倍以上。

　　做成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的“数字园区”工程以后，朱荣辉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又领导手下一起完成了中关村电子城、昌平园、北京市纪委监察局的OA与MIS系统、西安高新区、乌鲁木齐高新区、长沙高新区信息港等一系列电子政务工程，朱荣辉和他的员工们也随着中国电子政务的建设而日趋成熟起来。

　　在朱荣辉归国创业之初，在留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回国创业，要“放下五子，才能登科”。这“五子”就是“票子、房子、妻子（老婆和孩子）、车子、位子（国外的好工作）”。朱荣辉今天也坦承，正是凭着干事业的热情，才让他放下了这五子，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登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