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电器，不去。再好不也是个商企嘛。”这是去年中国商报记者在苏宁电器的某个大学招聘会上的耳闻。今年类似的话还不断在耳边响起。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之所以拒绝一个零售业的巨头，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是流通企业。

　　一叶知秋。这位大学生的说法其实反映出流通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

　　观念引导行动。要回答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从思想观念、理论研究等意识层面去探寻答案，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替国内流通企业鸣冤叫屈。正如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所言，“研究现代流通业，绝不是一个流通问题，而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战略问题，而且这个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竞争力。”

    轻流通观念挥之不去

　　流通企业所遭受的冷漠，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流通业的尴尬地位。

　　流通业提供了社会的消费环境，市场需求是通过流通渠道反映给生产环节的。无论是从促进就业来看，还是从拉动GDP增长来讲，流通业都应处于国民经济的先导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00余倍，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比改革开放初期上升了6.3个百分点，商业企业的平均利润比1950年增长了18倍，从业人员也比1950年增长了6.6倍。
　　据商务部领导介绍，2009年消费拉动GDP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达到了4.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了52.5%，比2008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达到了31.4%，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4%。

　　另外，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项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增幅比全国三项税收加快0.7个百分点。最主要的是，商品流通的基础与环境具备了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条件。

　　这些响当当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流通业对国民经济起到的先导作用。然而，其“贡献”与“待遇”并不相称。长期以来，流通业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忽视，“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仍然较为普遍。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事实上，我国还没有真正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决定论中走出来，流通先导还只是一句口号，还没有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不少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轻商观念。一些地方对制造业百般呵护和扶持，认为制造业“成效快、政绩高”，“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项目”。显然，这种“重生产、轻流通”观念不仅阻碍了流通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提升了流通企业做强做大的难度系数。

　　流通企业在地价、水电价格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其实与一些地方的轻商观念密切相关。作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当金融危机袭来时，流通业不仅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无缘，而且在4万亿投资大餐中，也只分得了一些残羹剩饭。据中部某省一位流通企业负责人介绍，4万亿投资计划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流通业，而落实到当地后，这家企业仅得到几万元的资金。

　　法国前总理曾说过：“谁控制了法国流通业，谁就控制了法国经济，谁就拥有了法国”。现代化流通带动现代化大生产，大流通带动大生产，小流通带动小生产。由于现代流通业具有控制市场、决定生产、影响金融的强大渗透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壮大我国的流通业要比上多少开发区、上多少工业项目都迫切得多。

    隐形“超国民待遇”依然存在

　　不仅与生产企业相比，流通企业受到了冷落，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眼中，国内流通企业也明显比外资企业“矮一头”。其中，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从一个侧面说，这种观念给外资流通企业在国内快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007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后，外资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就越来越收紧。尤其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实现了统一。表面上看，我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从而也宣告了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但由于对流通业整体认知存在偏差以及畸形政绩观的影响，在全国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隐形的“超国民待遇”。

　　商务部市场调控专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告诉中国商报记者，2008年年底外资零售门店审批权下放到省级主管部门后，地方政府为打造区域性国际商业城市，纷纷对外资零售商提供了优惠政策，如低地价、租金和优惠税收等条件，外资零售商享受“超国民待遇”，外资零售商因此大举开店。

　　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就呼吁，给予内外资流通企业同等待遇，在他看来，“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技”已经成为民族企业在中国零售行业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张近东表示，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使得外资流通企业在中国市场享受着地价批租等方面的诸多实惠。“在东部一个地方，我们谈了半年都谈不下来，外资零售企业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价格还比我们便宜。”张近东认为，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民族企业的竞争力。

　　国美控股集团总裁黄秀虹也透露，当时国美电器看中了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商业网点，想在此开店，但是当地政府最后却把网点给了百思买，而且还为百思买造了过街天桥。

　　作为中国零售业的老大、老二，苏宁电器和国美电器尚且如此，更别说多达99%的中小流通企业了。

　　 一家流通企业老总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他们企业所在的某省会城市的市中心有块20多亩的地，要建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营业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但是当地政府表示必须是世界500强才能来开大卖场，直接排除了内资企业；同时，外资企业立即据此与当地政府谈条件，要求租金优惠、政府修停车场等。

　　这位老总算了一笔租金账，仅租金超优惠的政策，外资企业要比内资企业成本一个月低60万元，一年的租金成本差距是720万元。同时，当地政府给内资企业的租期为20年，而给外资企业的租期是20年再加上20年，那么外资20年的成本优势超过1.4亿元。

　　“这实际上是还没有比赛，内资企业就面对1.4亿元的成本劣势，如何竞争？”这位老总感叹道。

　　上述中部某省那位流通企业负责人在一个招商会上，就亲耳听到地方政府领导对一家外资零售企业代表说：只要你们愿意到这里来投资，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当时，我就坐在他们后面，听到这话，心里真不是滋味。”该负责人颇为感慨。

　　内外资流通企业的不同“待遇”，无疑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外资巨头正日渐掌握中国零售市场的制高点，麦肯锡公司的有关分析认为，在未来3至5年内，中国零售业60%的市场将由3至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掌握。虽然这一论断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麦肯锡公司为什么能、为什么敢做出这样的论断？

　　张近东表示，零售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咽喉”，外资企业一旦形成垄断，向下可能危及制造业的控制权，向上则危及金融业的稳定。“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市场行为，政府不能对国内零售业进行过度保护，但也不应该给予外资过多的超国民待遇，应该营造一个平等、公开、宽松的竞争环境，使内外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难怪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在引进外资上必须要用法律来约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业绩行为所带来的不公平市场竞争行为，同时外资零售巨头以资金实力、管理技术和大型业态在中国缺乏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条件下无限制开店，已造成对国内区域性零售商，尤其是许多中小零售商的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国雄也一再强调，目前中国还缺乏国内、国际双向开放的零售市场，倡导建立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优惠政策过分向外资倾斜，造成对国内企业过分冲击。

　　同场竞技，起点的不公平意味着允许一部分人“服用兴奋剂”。这是国内流通企业最不甘心和最不愿看到的。　　

    理论研究要跟上

　　在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直面国际大鳄的挑战和竞争。然而，与跨国巨头们相比，国内流通企业存在一个重要的不足，即企业竞争战略的缺陷。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致使国内流通企业在战略选择上长期存在盲目模仿和跟风的弊病。

　　理论研究的不足，不仅阻碍流通企业做强做大，而且影响整个流通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流通业之所以处境尴尬，与其自身的理论研究的滞后也是分不开的。两者互为因果。

　　对于流通业为什么无缘“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多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与流通理论研究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任何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都会考虑一个投入与产出比，但对于商贸流通业，既没有一个主管部门牵头，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机构的研究能说服决策层。

　　“你说流通业促进就业多少多少，但真正带动的有效就业是多少？你说流通业的贡献率多大多大，但也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裴亮说，其实目前很多有关流通的理论研究框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搭起来了，现在很多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没有跳出这个圈子。

　　著名贸易经济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坦言，流通理论的严重滞后、中高端人才的匮乏，也是造成我国流通业落后的重要原因。纪宝成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贸易经济或是商业经济学科在国家学科的专业目录中消失了。“这样一来，商业经济、贸易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必然边缘化。”

　　记者在日常采访过程中明显感觉到，有关流通领域的专家采访来采访去，也就那么几位。而事实上，截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真正从事商贸流通领域研究机构的，也就北京、上海、广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流通业要“先导”，流通理论研究一定要“先到”。对于流通企业而言，发展到一定规模，必须要有现代流通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指导，否则，盲目模仿最终只能落得个“邯郸学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