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从来都是热情高涨，自行批准、吸引外资的步伐多年来一直走在商务部的前面。而在这种由来已久的背景下，2006年3月1日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审批权被绝大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后，新政策的刺激效应更加明显。

    美国跨国集团沃尔玛的加速度发展动向最具代表性。近两年，该公司在美国本土屡遭抵制,经营状况恶化，而在韩国和德国迫于当地的政策和竞争环境压力，投资计划严重受挫，不得不全线退出。为弥补亏损、扭转颓势，便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了政策环境世界独一无二、极度宽松的中国。2004年底，沃尔玛在中国大陆地区累计设有45家分店，员工总数约2万多人，而仅2005年一年开店就达到13家。2006年，在中国开店又增加近20家；未来5年更将计划在中国开设新店超过250家，届时将是目前开店数量的4至5倍。

    外资在中国流通业“事实上不设防格局”下，在最具成长性的主流业态的超速扩张，正在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1.无序并购使自主渠道资源命脉遭到损毁

    并购是外资进入中国各个产业时，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动作最快、收效最高、影响最大的手段，而外资大规模并购、收编、“招安”中资优质流通企业所具有的强大杀伤力和流通渠道资源损失被人们忽视了。

    这些年来，什么是重要资源，什么是经济命脉，一直存在争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使目光始终聚焦在能源和制造业，流通渠道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稀缺资源和重要命脉这一要害问题，从来就不在视野之内。实际上，在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的新动向面前，在全球化竞争的新情况面前，流通业及其网络状流通渠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支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国际政治地位的坚实基础。

    从“惊险的跳跃”角度观察，市场经济也是“渠道经济”。外资通过超低价大额订单机制和巨额采购，已经掌控了国内产品的流通渠道。新动向显示，外资进入中国流通业的真正目的，是运用网状采购—销售渠道的垄断优势，以极低的采购价格,倒逼中国的制造业屈从于其构建的全球供应链，纳入其苛刻的产业控制体系，最终牟取高额垄断利润。比如沃尔玛，2000年在中国低价采购了100亿美元，但这些中国产品为沃尔玛创造了270亿美元的销售额，这意味着其170％的毛利润。而2005年其含有高额垄断利润的低价采购已经高达180亿美元。另一种后果是，一旦失去竞争优势，榨取不到垄断利润，外资企业又完全可以凭借网状渠道资源的垄断优势，轻而易举地抛弃中国供应商，将大额采购订单迅速转移。这就足可令中国企业不仅颗粒无收，而且走投无路。

    可以说，轻视流通的悠久传统，以及缺乏像样的流通渠道资源，已经使中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沦为一无知名品牌、二无核心技术、三无销售渠道、四无商业信誉、五无有效信息、六无盈利潜质，被边缘化的一个个车间孤岛。因此，在市场经济新时期、新环境下，具有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商品采购和分销渠道，同样是稀缺资源，同样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甚至是更要命的命脉，绝不可掉以轻心。

    2.自主品牌遭重创,农业和制造业受到产业损害

    自主网状渠道被损毁，必然导致中国农业和制造业知名老品牌遭重创、新品牌难存活的被动局面。自主品牌缺失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自主品牌每况愈下，实质上是自主网状渠道资源被由来已久的外资大面积切割替代所致。道理很简单：在由外资构筑的网状渠道中，品牌筛选当然要由外资来主导，外资从来就不希望看到中国的自主品牌。

    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GDP的60％来自知名品牌产业，而中国不足20％。与此相关，自主品牌只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真正属于中国的只有4个。而随着外资零售企业的快速扩张，中国知名品牌的制造商还在继续被外资商业收编、掌控。凭借自己的销售网络，外资企业、内资“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和不断被收编的国内知名企业，或结成战略同盟，或通过收购控股，或买断经营，或采取贴牌加工，形成了强大的排他式垄断交易，并逐渐形成了品牌由外资主导的格局。通过品牌、渠道的挤出效应，中国制造商通常只能在低端产品上依靠拼数量、拼消耗、拼能耗的粗放微利经营。

    在这种场合，即使国内很有竞争力的品牌商品要进入跨国公司网络渠道，也要被大幅度压价，有些品牌甚至被迫改名换姓。随之而来的便是利润的流失。即中国制造商通常只能拿到10％的利润，假如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卖100美元，中国制造商只拿到10美元，其他90美元被外资拿走。可见，自主渠道就是收入，自主品牌就是利润。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的购销网络，就抓住了品牌、技术、订单、信息和产品，加速了优质资源向跨国公司的集中，也就夯实了其可持续盈利的在华基础。而中国企业则沦落为别人廉价的打工仔。

    3.国内就业遭遇挤出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就业压力名列前茅。流通业既是传统的就业主渠道，也是最具后续潜质的主要就业领域。经济效率从来不是流通业的第一指标，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从来都需要统筹兼顾，不可偏废。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流通业造就了数千万人的就业机会，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而外资进入流通业并快速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挤出效应。

    美国自己的经济分析认为，在开业10年左右的沃尔玛店周围，一些小镇损失了47％的贸易额。与此同时，沃尔玛的开业造成当地零售领域的就业率下降2％至4％，员工的工资总额下降2％至5％。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调查，沃尔玛、家乐福营业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店，每销售1000万元的商品，需要从业人员20人，而中国中等以下店铺，则可以吸纳从业人员50人，就业比率或直接的挤出效应是1：2.5至1：3。此外，由于外资零售大店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迫使内资商业企业减员，即造成间接挤出效应。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1300家企业的5万多家零售门店的统计，2004年内资零售企业营业面积增长了26.5％，从业人员只增长了14.3％。

    从以上数据可以反映出这样一个关系:店铺规模越大，其单位商品销售额需要的从业人员越少，中小企业、中小店铺的发展就越困难，需要的就业人员也就越少。因此，以上数据分析也就可以说明，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大店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抑制了中小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

    4.超国民待遇,恶性竞争破坏市场秩序

    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任意突破零售开放时间表，擅自扩大开放区域，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对内资中小企业则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事实上造成了对外开放有余、对内开放不足的不公平奇特反差。

    突出表现，一是许多好的商业地段被拱手让给外资企业，有的地放政府甚至将原来一些国有商业企业所在黄金地段的店铺拆了以后让给外资企业，从而使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商业网店规划变成了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给外资腾出网点、地盘”的规划。

    二是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市场准入、外贸经营权的优先获取等方面。其中，税收优惠问题最为突出。由于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为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既导致中外企业竞争上的不平等，造成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明显有违税收最基本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特殊税制，原本就是出于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的。然而,对于外资企业这种长期的“超国民待遇”留给中国的好处，似乎与人们的初衷渐行渐远，而它的负面效应，则正在凸现出来。

    对于零售行业来说，现行所得税制实际上构成了对内资企业的逆向歧视，这种歧视对于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的中国零售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超国民待遇、利益廉价让渡使外资有恃无恐地进行恶性竞争，以低价收购、占压资金等方式欺压国内众多制造商和供应商，恶化了国内竞争环境。

    5.经济安全埋下隐患

    除了上述经济隐患之外，如果国内出现突发、异常事态，比如自然灾害、严重疫情等等，通常会导致国内重要商品供应紧张和市场剧烈波动。外资在流通业加快扩张以后，将引发政府调控能力弱化、上游产业失控，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后，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抢购一空，当政府决定紧急征调外资零售企业的商品时，这些企业却表示需要向国外总部请示。此外，外资并购与国有企业的“合谋”造成国资流失和超经济垄断，更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而最重要的是，外资进入绝非是来送礼的，而是来牟利的，除了巨额采购带走的源源不断的高额垄断利润之外，外资进入流通业，并没有促使中国结构优化、流程优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鉴于以上种种新情况、新动向和新特点，笔者认为，第一，外资进入流通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内流通业，但最终是制造业。由于忽视现代流通业的强大功能，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丢失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

    其实不然。目前的实际情况显示，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外贸出口的短期作用，但也存在“影响力滥用的垄断”，即凭借网状流通渠道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外商已经发起的大规模进入，决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自身命运问题，更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战略意义深远。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理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以及网状渠道资源配置，作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安排。

    第二，引进外资的正面效应主导时期已经结束，负面效应开始上升到了值得高度警觉的主导方面，用市场、空间换技术、换管理、换经验的正面效应已经出现拐点，并加速衰减。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应改变，但具体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合理调整。要点是：出台反垄断法，实施产业损害调查和反流通业倾销；依法限制、阻止恶意并购，实施反并购；商业网点立法，并严格执法；依法消灭各种歧视，保护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国内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软实力；依法维护流通渠道安全和自主知识产权；等等。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坚决纠正地方政府逢迎讨好外资企业，擅自对外资零售商实施“超国民待遇”的行为，依法查处、追诉相关机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推波助澜、内部交易、商业贿赂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