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特区之初，就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经历了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期”发展阶段。

　　“不是我们不想到内地发展，问题是，在向内地转移拓展的过程中，我们企业遇到的困难太大了！”当着全国政协调研组的面，来自深圳创维的吴董事长毫不讳言。她说的是实话。4月下旬，全国政协调研组到深圳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在座谈会上，作为从事彩电生产的国内知名企业，吴董事长的发言道出了不少同行的苦水。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一致动作，深圳也不例外。而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作为市场主角的企业遭遇内地配套产业链不完善、招工难等无奈。而很多专家经常提醒的防止“空心化”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区级两会中再一次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关注。
　　
　　产业转移并非整体转移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是产业的三种类型。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密集，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特区之初，就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经历了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期”发展阶段。

　　90年代以后，深圳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政策，以电子通讯 设备制造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从1990年至2002年，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由40.43％下降为18％左右，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由50％左右上升为70.19％。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深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制约矛盾不断凸显：人口不堪重负，环境容量接近饱和。要破解这一难题，谋求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深圳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调节。

　　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分布于一般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也分布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部分加工组装环节。“现阶段的产业转移不应该是某一产业的整体转移，而是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比如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大的环节，从而在更广区域、更大空间整合产业资源、布局产业链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沈毅的解释无疑是对深圳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强调。
　　
　　企业遭遇诸多无奈

　　而问题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少企业却遭遇到了很多无奈。就拿创维来说，创维目前彩电年产量为1000万台以上，据透露，今年销售额预计在120亿元左右。“从整个彩电生产的产业链来看，目前珠三角是最为发达的。”创维的董事长吴女士说，相比之下，到内地、西部设立生产基地会遇到很多困难，“内地一些城市的配套系统还不够完善，虽然龙头厂建起来了，但是配套厂没有建，这就使企业不得不先在深圳将配件生产出来，然后再运输到内地去，而这必然导致成本的增加。”

　　目前创维在内地有166个经营点，也尝试过在内地设立生产基地拓展业务，但是吴女士坦言，彩电行业技术更新很快，哪个企业能抢先提前3个月到半年时间开发新的技术并投入运营，那么就能利用时间优势得到较高的盈利。而在技术资源和信息系统方面，内地远没有沿海城市如深圳这样丰富和完善。

　　创维遇到的这些难题也如大山一样横亘在康佳、富士康等企业面前。这些企业负责人都不约而同谈到了另一个问题则是招工难。康佳目前在全国有5个生产基地，分布在东北、西北、华东和华南等地。虽然像西安这样的城市有不少高校，但是很多学生“东南飞”，没有留在当地，导致当地的生产基地出现招工难的现象。

　　服装行业的企业更为烦恼。“我们在江西吉安的生产基地招工很难，因为很多人都南下打工；另外，一遇到农忙时候，工人都请假做农活去了，招都招不到人。”

　　内地配套产业链不完善、技术资源缺乏、信息不畅、招工难等问题，使得这些企业即使有意到内地拓展业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部在深圳，基地在内地”

　　而从整个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来看，产业转移中更需要关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有专家指出，90年代之后，深圳的工业化直接从以轻工业为主的“初期”阶段，跨越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中期”阶段，直接进入到了以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中后期”阶段，并进而加速向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迈进。这种跨越是深圳寻求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造成了其产业结构的早熟，如制造业稚弱、第三产业增长空间狭小等。

　　在前不久召开的区级两会上，作为企业界人士，港澳委员陈焯昌认为政府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应该防止突然把整个“三来一补”等一些中小型企业全部迁走，而导致产业空心化。他说香港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制造业过度转移造成目前香港经济转型困境。“深圳不应该走老路。”

　　深圳正在推动由“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的模式转变。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今年3月份就职讲话中也强调，“要实现发展模式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消长平衡”，只有在高端产业、先进制造业大量进入深圳的前提之下，中低层次的产业才能实现梯度转移。“如果现在中低端产业都走了，产业空心化了，就麻烦了，深圳经济就会出现大起大落。”

　　据了解，目前多数企业是根据环境和政策变化自主外迁，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等手段加以引导。在发改局初步提出的新调控指标体系42项指标中，涉及到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有8项，细化指标10项。目前，这一指标体系正在结合产业规划、项目立项、土地规划布局、环境保护和统计分析等方面进行试行，适当的时候这套宏观调控指标体系要上升为立法。

　　那么，如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规避“空心化”风险，寻求企业和城市的共赢？港澳委员陈焯昌建议，政府在打造西岸过程中，可以由政府出面，为中小企业寻找稍微偏远的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而使其总部还是保留在宝安，这样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又留住了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为未来规划提供了很大的土地空间。他的建议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思路不谋而合——“深圳将充分利用投资、参股、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以资本为纽带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强化‘总部在深圳，基地在内地’的模式。”发改局副局长沈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