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你若不装修，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到，家装业其实与它的消费者一样痛苦。装修的痛苦，如今凡有家的人，皆体验过了吧。这叫作“中国特色”，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体验过这类痛苦，而印度人虽然发展速度可与中国人相提并论，却也不打算为世俗的家去承受装修的痛苦。中国文化，梁漱溟称之为“家庭本位”的文化。由这样的文化熏陶了数千年，中国人，不管他现在声称自己多么喜欢西方文化，骨子里却仍愿意承受“家装之苦”。

    我家小李今年决心承受这装修之苦了。这消息传给朋友们，有人说“装修一次要脱三层皮”，有人说“装修一次等于离婚一次”，还有人说“装修一次，大病一场”。角度不同嘛，三种看法各自有理。例如，持第二种看法的朋友解释说，不装修还就不知道老婆有多么愚蠢。当然了，从他老婆的角度想，那一定是“不装修还就不知道老公有多么愚蠢”。若不具有这样的对称性，我认为是不会闹到要离婚的。

    三个月之后，小李说，装修终于快结束了。我的观察是：她差一点就大病一场了。或者比大病一场糟糕得多，因为在三个月里，她衰老的程度几乎等于以往三年。何以至此呢？没开始装修的时候，我问谁都问不清楚。因为，首先，各自家装的苦楚，都是“一言难尽”。其次，各自家装的经历，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似乎都是不可重复的，于是说出来没有意义。第三，我推测，没有谁像我这般“清闲”到要来观察自己妻子的装修之苦并加以分析。

    我观察了三个月，在我们那个新落成的住宅区里，左邻右舍都在装修。我听小李讲述了大量的见闻以及远比她亲见的还多许多倍的家装业流传的故事。最后，我也常帮助小李到杭州若干最大的家装市场去采购。

    基于我的观察、分析和推测，我得到的结论大致如下：

    1. 国内家装业，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普遍受累于劳动报酬低下之苦。我周围的经济学家很奇怪，他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让他们很少怀疑劳动者的报酬是否普遍太低。尽管我已经反复解释过，我们这里的市场机制还远不是西方社会里的市场机制。不论如何，劳动报酬普遍低下导致了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普遍低下，后者又导致了服务质量的普遍低下——任一家庭装修之后，你必定可以发现数不清的瑕疵。我家小李在美国做了10 多年房地产管理，她向我保证她那时很少见到这样明显的瑕疵。

    2. 国内家装业的消费者，作为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普遍地不愿意为更高的家装质量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家装业普遍存在的是价格竞争而不是质量竞争。为什么呢？首先与消费者的教养直接相关，教养不足，即使有大笔金钱，也很难欣赏有品味的装修格调。我在义乌住过由一位企业家独资建成的五星级酒店，全套设施都是老板按照自己喜欢的格调装修的，那简直是“俗不可耐”。其次，中国市场化的家装业的第一批消费者，多数人确实也支付不起很高的装修价格。买房、买车、养孩子，这三件大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期付款压力，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收入和精力。第三，由于前两原因，使得家装业能够提供有品味的家装格调的服务者数量极少，并因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索价更高。我知道一些浙江美院的学生，收取低价提供有一定品味但不成熟的家装设计“习作”，客户也多是情愿让他们“练手”的低价位消费者。我和小李在夏威夷的一位老邻居，装修房子的那几年里，她特意“排队”等候一位美籍日裔园林设计师的服务，他平日也常出现在她家的花园里，但不做任何事情，只是东张西望，不时还像哲学家那样陷入沉思。小李告诉我说，他的合同是承包制，收费很高，足以养着他整日冥思苦想，设计出当地最有创意的花园。那位设计师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高手，他设计的花园融日本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于一炉，显出夏威夷独有的格调，而且特别实用。

    3. 基于前两项理由，国内家装业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家装公司普遍不再雇用长期员工。现在杭州流行的办法是，公司只聘用项目经理，后者自己拉项目和招募工匠，项目收入依项目经理的资历与家装公司的名气分配。这样，工匠们每人都同时为数家公司工作，否则就养不活自己和家人。淡季则散伙回家，或种地或经营小买卖，少数工匠回老家为村里人装修。项目经理靠价格竞争吸引客户，于是纷纷陷入拍卖理论家所谓“赢者的诅咒”之中，不得不采购最低价的材料。这让小李特别担心那些材料的质量，故她坚持亲自去采购更贵的材料。但材料的规格和服务千差万别，选来的物件相互必须合辄，并且送货时间要与工匠时间衔接，几十个厂家、几百种货物、无数可能出现的纰漏。

    总之，我们的“住”与“衣”“食”“行”的情形一样，具有转型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得过且过。这位说了：活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