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四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指出：“技术推力”的创新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更为基本的动力源；既然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支撑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就应该是竞争性与垄断性并存的寡占式市场结构，它富有动态效率；技术创新提高了有机构成，从而有加重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的趋势，但是，技术创新还将大力促进产业分化，从而存在着超越前者的劳动力需求增长的趋势；现存创新模式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技术创新的既有偏好。

【关 键 词】技术创新/收益递增/产业分化/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吴增基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结构演进与制度创新，其中，结构演进又是经济发展的内核。经济发展的市场表征应该是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呈现的长期性收益递增趋势，本文所要论证和说明的主要是，技术资源，通过经济结构的不断嬗变和演进为其中介，对经济发展将形成强有力的渗透、影响与推动作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技术资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素供给，因为一般意义的要素供给并不能简单而直接地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实际上，技术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它的特殊规定性恰恰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得到反映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创新不是指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发明本身，只有当知识与技术成功地与资源配置联结起来，并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能够带来收益递增时，技术创新才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这是理解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必备前提。

    　　　　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更主要地表现为技术推力，而不是需求拉力

    技术创新的成因包括两方面：需求拉力与技术推力〔1〕， 前者表现为投资→增长→技术，后者表现为技术→投资→增长。当然，将两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的话，投资与技术之间是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因而，机械地或静止地将技术创新成因归之于供给或需求的任何一边显然都是不全面的。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一方面，他认为技术不管是在经济体系之外还是在大型研究和发展（R&D）实验室中产生的， 它都是增长的主引擎，这被后人称为技术创新的熊彼特标志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论是技术创新的目的还是技术创新的实际结果，都与市场结构的垄断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原子式”市场和生产者不可能产生足够强劲的创新机制，因而垄断性被称为熊彼特标志Ⅱ。熊彼特标志Ⅰ和标志Ⅱ实际上是将技术创新的成因归结为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它们之间并无多大矛盾，而是呈互补关系，共同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

    在承认需求拉力诱导技术创新的前提下，我们认为“技术推力”的创新模式对经济发展更富有意义。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投资的高涨与经济的繁荣为技术创新设立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力，但是，经济史表明，对于处于衰退或停滞阶段的经济而言，一项或一系列积极的围绕产业成长而进行的技术创新政策是扭转经济衰退的重要政策工具。

    第二，就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变动之间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在工业（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说技术推力要相对重要一些，而在产品周期的成熟期，需求拉力的重要性将趋于上升〔2 〕，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诸多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的产业成长仍显得相当幼稚和薄弱，它们的新兴或未来主导产业的成长远未达到成熟。因而，独立于市场需求拉力的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相当重大。

    第三，再具体一些说，在产业成长的过程中，就生产率上升、价格变动与产出水平上升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产业成长初期，来自于“技术推力”而导致的生产率上升，使得产出的相对价格下降，因而，在特定的需求弹性水平之下，需求与产出同时增长，需求拉力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创新；同时在产业成长趋于成熟时，市场容量也趋于饱和，但此时的技术创新活动仍未停止。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在支撑着技术创新。但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没有指出技术创新的特质。这是由于市场趋于饱和时，在该产业内的利润水平受制于“利润平均化规律”而趋于大体一致，因而，技术创新在原则上失去了既有的市场基础，在市场趋于饱和之时，技术创新虽未停止，但已趋于减弱。综合起来看，在产业成长的全过程中，从市场需求角度看，支撑技术创新的不是绝对的市场需求容量（或规模），而是动态意义上的相对的市场需求的增长率，而需求增长率依赖于相对价格水平的下降，相对价格水平的下降又进一步地受制于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性。尽管规模经济有着独立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产业成长全过程中（尤其是其成长初期），“技术推力”的技术创新模式居于主导性地位。

    第四，从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看，“传染模型”〔3 〕固然指出了技术扩散在某一产业内的快捷性，但它忽视了国际间技术扩散与转移的缓慢性与阻断机制。这一机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显得非常重要。国际经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在技术贸易（扩散和转移）领域内远未展开，这是由于现代国际竞争已经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主要表现为对技术优势的获得、控制和垄断，因此，国际间技术差距有着日益扩大的趋势，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本来所应有的“后发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转移、克服国内障碍而加快技术引进与技术吸收之外，还必须不放弃内源技术创新的战略。这就引入了政府对技术创新与进步进行有力干预的必要性。政府干预在技术创新中的必要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一般而言，市场容量较为狭窄，企业规模也较小（农业生产单位如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更小），而在产业中新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开发显然既缺乏市场支撑，也受到企业规模的限制。（2 ）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不能顺利地实现新技术的国际转移，但它必须在日益面临国际竞争的产业中完成技术创新任务，由政府提供开发资金或优惠政策显然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3 ）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性效应，发展中国家除了必须在法律政策及适度技术保护措施方面作出努力之外，还应该在公共品生产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活动领域（如能源、交通、通讯、微电子产业等）内提供特别的资金资助和优惠政策。（4 ）广泛的技术创新非常需要一国科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基础知识的研究与获得作为其坚实基础，这已经是很明了的不争之事实。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靠仍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那么，教育投入将会严重不足，发展中国家将不可能获得由科学与知识的进展进而由广泛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长期收益。其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张，但标志着经济发展与有效供给内核的长期收益递增趋势将不可能出现和持续。

    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尤其需要政府有力的合理干预，而在政府干预下的技术创新机制与模式主要表现为“技术推力”的创新模式，而不是“需求拉力”的创新模式。

    　　　　二、垄断性市场具有动态效率的根源是技术创新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普遍接受了熊彼特标志Ⅱ，而认为技术创新机制是与市场结构的垄断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垄断自然有着重要的负面效应，这一效应在只通过价格手段来展开竞争的市场空间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时的垄断体现为控制价格（垄断高价与垄断低价）和限制产出。不过，现代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非价格竞争手段日益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里，技术创新是非价格竞争手段的重要体现，研究表明，它能够带来较高的动态效率。〔4〕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垄断性在前提条件和创新结果两方面都获得了体现。

    首先，正如卡曼和施瓦茨所认为的那样，决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是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势力。〔5 〕它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分别是，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不仅可以使企业免遭市场竞争的无情淘汰，而且还有可能使创新者获得较多的超额利润；企业规模影响着一种技术创新所能开辟的市场前景的大小，技术创新的获益显然与产出数量进而与市场占有率（份额）成正比；垄断势力则影响着技术创新获益的持久性，如果没有对市场的足够的控制，那么新技术将很容易被模仿，类似的相关产品将大量地生产出来，从而使技术创新不能在较长时期中获益，技术创新机制将受阻。这样，技术创新需要介乎于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但更需要垄断性的支持。卡曼和施瓦茨还将技术创新分成两类：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与竞争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6〕他们认为前者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而如果只有后一种创新类型，技术创新活动将难以出现。

    其次，从技术创新的性质来看，它存在着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服从概率分布的一般的市场风险，而主要是指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从微观上看是不服从概率分布的。因而，与之相关的是，技术创新存在着极强的外部性效应，其私人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大于社会成本。为了减弱技术创新的收益不确定性与外部经济性，一种方法是“外部解决法”，比如通过专利法规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进行必要的保护，但它是不完全的；另一种就是“内部解决法”即市场解决法：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获得对市场结构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力量，这种控制力量的物质基础是企业的经济规模。较大企业规模不仅能够提高承受巨额创新投资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而且也能够通过市场占有来有效地维系“高风险—高收益”的对称原则，保证创新投资活动的较高收益率。同样重要的是，技术机会——发明或专利产生与使用的可能性将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这也说明了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再次，成功的技术创新，从其结果看，对市场结构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创新活动将导致产品品质的差异，从而使市场结构产生垄断性；成功的创新将给创新企业带来较高的市场需求增长率，以此为基础，收益递增规律——长期平均成本趋于下降的规律将发生作用，进而将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形成对特定市场的控制力量，使之带有垄断性，应该看到的是，这一垄断性结果的前提是效率的提高和作为其基础的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出现。另一方面，上面的分析隐含了一个假定，那就是技术开发与运用的主体是同一个企业，这就可能会使分析结论带有片面性。事实上，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技术运用，在于将技术资源与其他要素供给有机地组合起来以实现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量的技术创新主体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是在一定的专利制度或合作制度下对新技术的合理运用。其时，技术创新活动的展开将对市场结构的竞争性与垄断性产生不确定的结果。对于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而言，创新将使其巩固既有的市场地位，但如果这类企业没有创新而安于守成，则其市场的主导地位将趋于衰败；同时，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言，虽然它们既不具备技术开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具备对所处市场结构的控制能力，但是，借助于技术扩散，假如它们力求使自己对新技术的运用处于扩散的初始阶段并迅速地将自己的新产品供给与新的市场需求联结起来，那么，中小企业的迅速成长将从可能变成现实，并由此对原有市场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也许使原本垄断性极强的市场结构富有竞争性，也许它会成为新的市场控制者，从而并未改变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假使我们将视野放得宽广些，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各类企业在现实国际市场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技术创新将是它们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较为有利地位的一种重要的力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的分析同时表明技术创新中的“需求拉力”的作用方向并非十分明确，这里就不加以展开了。

    　　　　三、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分化，并以此缓解就业矛盾

    根据技术创新对要素供给结构（数量比例及质量改进）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加拿大经济学家海莱纳将技术创新分为三种类型：（1 ）中性技术进步，即在创新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数量比例未发生变化；（2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即技术创新导致了资本／劳动的比例提高，使生产趋于资本密集型；（3）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即技术创新导致了资本／劳动的比例下降，而使生产趋于劳动密集型。〔7〕

    纵观经济发展史，偏向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是最为主要的技术创新类型。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将不断提高的规律性趋势。其实，从一般经济运行过程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对超额（创新）利润的追求，超额利润的获得需要以转换效率为基础，转换效率是劳动生产率的集中反映，是以在单位时间内劳动力操纵更多物质资源为前提的。上述简单的分析逻辑地表明了从微观来看的技术创新的确是有偏向的。但是，从宏观层次看，普遍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在长期内并未加重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长期内，技术创新机制越是强劲，就业压力就越轻，而越是缺乏技术创新，就业问题就越严重。何以如此呢？

    我们认为，从宏观的、动态的、长期的意义上来考察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首先，技术创新是劳动分工进而是产业分化的重要源泉，正如杨格所言，产业分化是收益递增机制所由实现的组织基础，〔8 〕因而技术创新对收益递增起着比产业分化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技术创新可能会使特定的创新企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由于技术创新强化了分工，使得相关企业的设立或相关产品的生产或相关服务的提供——产业分化过程趋于深入。产业分化趋于深入，显然需要或衍生新的投资，使生产“迂回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增加了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这就是说，技术创新对劳动力的影响是极可能处于均势的两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产业分化或“迂回方法”的普遍化又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其次，技术创新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成为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发展理论有关人力资本问题的分析表明，伴随着产业分化与经济发展，劳动力的质量也将逐步提高，而且人力资本在具有“固定资本”特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柔性”和广泛的适应性。这样，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失业虽然永远存在，但它会不断改变其内容，也将使结构性失业者的数量保持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水平。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资源将不断地从第一次产业逐渐向高次产业转移。这一经验性定理隐含着两个经验性事实：其一是高次产业的就业容量不断增大，而其基础在于技术创新之下的诱导投资的增加；其二是劳动力资源的就业适应性的提高是其顺利实现在产业间迁移的条件。总之，从长期和宏观层次看，技术创新虽然以节约劳动为其偏向，但它对劳动力就业起着良性的作用。
    理论逻辑不能替代现实逻辑。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就业扩展——经济进步的现实循环机制并不是良性的。海莱纳对技术创新类型进行划分的一个目的是指出中性技术进步与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试图以此为依据鼓励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节约资本的创新技术。使之既能够缓解资源约束（资本短缺），又能够有助于就业压力的减消。这个“药方”看似合理，但是开错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经济进步的循环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创新的劳动节约偏向，而在于制度僵化与（技术）创新不足。在僵化的制度框架下，市场不完善（过度竞争与非经济垄断）使创新赖以进行的风险—收益机制遭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资本密集化趋向是由其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型化策略以及“金融抑制”政策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这种畸型的资本密集化生产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是“粗放式”的，“粗放式”的同义语本来就是指技术创新不足。不难设想的是，缺乏创新机制的资本密集产业的设立，并不能够引起合理的产业分化，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主导产业”对其它众多产业的联系效应，进而它也不能够实现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相反，它却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资本“瓶颈”约束，无助于众多低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酿成了恶性循环。

    不可否认，采用节约资本型的创新技术的确具有缓解资本紧张和就业压力的双重效应，但是，广泛地采用节约资本型的创新技术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可行的。首先，它不符合既有技术进步历史的一般性趋势。其次，发展中国家获得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就在于善于引进、吸收和利用国际上的现成技术，而这些现成技术往往又都具有节约劳动的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地开展节约资本型的“内源式”技术创新显得极不经济。再次，不难发现，以小额投资与低素质劳动力的组合为生产条件是不可能获得经济效率的增进的，实际上，“天女撒花”式的投资与经济效率的低下综合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态。这也就是说，广泛地采用节约资本型的技术并不能带来经济进步，退一步说，它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极为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不在于选择何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模式，而主要在于制度创新以及构建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

    　　　　四、应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第一要素”的技术创新，它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存在着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9〕

    第一，技术创新与可供资源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方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技术创新可以相对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相对地节约了资源使用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既有的技术创新历程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正日益绝对地扩大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数量和规模，使地球的可利用资源存量（特别重要的是不可再生资源存量）呈加速递减态势。 发达国家是技术领先者， 它们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23％，但它们却控制着世界资源总量的80％。

    第二，技术创新的“效率偏好”。在既有的技术体系中，满足于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转换效率”的技术偏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技术偏好带来了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同时，在现实的庞大技术体系中，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而满足“环境保护”偏好的技术（如开发再生性资源的技术、生产代谢物的处理技术等等）显得非常薄弱。“转换效率”的技术偏好似乎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欲。但由于对“环境保护”的技术偏好的漠视，使人类社会面临着日益深刻的环境危机，遭受着来自于养育了人类的大自然的无情的报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面临窘境。当今世界的五大发展难题：人口膨胀、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紧张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均与发展中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国家自然要在未来行动中去阻止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深化。但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诚如上文所说，为了构建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其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战略目标，它们就必须遵循追求“转换效率”的技术创新取向，但与此同时，它们就极可能牺牲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技术创新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还有赖于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虽揭示出了这一重要问题，但存而不论。

    注释：
    〔1〕参见K·库姆斯、P·萨维奥蒂、V·沃尔什：《经济学与技术进步》，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4页。
    〔2〕这一研究结论首先由弗里曼在1982年给出，参见同上书， 第92—93页。
    〔3〕技术创新的“传染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为X（t）＝1／1 ＋exp（－α－βt），其中，X（t）表示在特定时间t 内新技术的潜在采用者的比例，α与β被认为是影响扩散速度dx／dt的参数。“传染模型”的几何表示是成S型的逻辑曲线， 它表明技术扩散速度具有首先迅速上升然后又迅速递减的规律性。已有的对传染模型的批评包括：该模型是静态的，因为它假定潜在采用者一定以及市场环境不变；该模型只考虑到技术扩散的需求方，而没有将新技术的供给者的因素一并加以考察和分析。参见R·库姆斯等：《经济学与技术进步》，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8—120页。
    〔4 〕有关动态效率的含义及其说明请参见拙文：《寡占效率与中国经济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 期）的有关比较效率分析。另外，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认为，尽管垄断和寡占在静态意义上（此时没有创新，价格竞争是唯一手段）效率较低，但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动态效率——收益递增。
    〔5〕参见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2页。
    〔6〕参见同上书，第583页。
    〔7〕参见陶文达主编：《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75—176页。
    〔8〕阿林·杨格：《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9〕参见拙文：《可持续发展——发展观的革命》， 载《江苏经济报》1996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