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浙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体制转型、社会责任感增强等方面的变动，崭新的浙商形象已经开始显现，并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本文考察了浙商的成长及其转型，认为非经济因素对浙商崛起与形象重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浙商的新形象，而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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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商；非经济因素；文化
中图分类号：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7)01-0008-06
一、传统浙商到新浙商的转型
崛起于近代中国的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日逐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人们思维定式中的浙商传统形象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并且随着浙商的异军突起，新浙商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起来，传统浙商转型为新浙商已是不争的事实。www.qikan.com.cnKMzM6JWpsjNGpLKB
(一)产业结构的转型
“浙商”作为浙江商人的通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备受到国内外的关注。1986年8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对温州进行调研考察后，曾称温州商人有“八仙过海”的历史传统，他们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农村改革后，原来到处流浪的手艺人和购销员摇身一变成为这地区生产事业的组织者：“他们捎带外地商品到家乡出售，成了商贩，然后自家生产商品，出外购原料和推销成品，成了购销员。接着发展到和各地签订合同，带回家乡，分给各户生产，成了邻里间的经纪人，甚至进一步，用贷款或预付贷款的方式支持外地生产他们所经营的商品的厂家，成了区城间产销的组织者。”［1］这一勾画准确地反映了多数浙江商人在起家时的较低经营层次和产业结构情况。在中国的诸多商帮中，浙商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如晋商、徽商大，一定程度上与其传统的产业结构低有密切关系。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浙商的第一桶金也主要是凭借特有的市场敏感性从小商品开始掘到的。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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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就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这一产业结构的格局固然是浙商出于自身的发展考虑，但是小商品却拥有大市场，不仅创造和增加了财富，也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正是有了这第一步，使许多人从打铁匠、修鞋匠经历了向上流动的轨迹。他们认识到小规模的低端产业结构如果不提高，将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于是，浙商这个善于学习和吸收的优秀商人群体，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而进行产业升级，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逐渐演化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浙商创业者，并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他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学会借虚拟经济之手把无地域性公司办得有声有色；也学会了通过购买国际公司，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还无师自通地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近年来，浙商群体中不断涌现出了像马云、陈天桥、方兴东、江南春、李书福等在全国新经济领域、新商业模式以及自主创新上卓有成绩的一批人。“IT浙商这个日益庞大的商人群体，据称占据了中国民营IT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2005年的IT富豪排行榜中，前4名中有3人来自浙江。”［2］新浙商与传统浙商相比，他们更擅长学习、创新和资源的整合，不再是简单传统的创业者。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温州模式”、“宁波范式”和“台州民营经济现象”等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形成，浙商的舞台更加宽广。www.qikan.com.cnKMzM6JWpsjNGpLKB
（二）管理体制的转型
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对浙商的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发展路径看，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浙商在经营上仍因袭家长制。在社会现代化还未完全成熟、社会组织发育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家族型的管理方式无论是经济行为或者是社会行为，仍可能担当起组织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功能，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始源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重要的过渡。现代浙商概括的自主精神、平等精神、团队精神，以及人地紧张的生存危机、忧患意识等等，追根溯源，也首先是在家庭或家族的土壤里萌发和滋生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自然的表现为一种广域的社会泛化。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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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张敏杰：论浙商的转型与非经济因素但是，随着浙商的崛起及其公共性的扩大，家长权威显然已不适应规模型企业的发展，家族经营存在的流动性低、外来管理人才很难进入核心层、现代营销能力差、资本扩张能力弱、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成为许多浙商急需突围的一个内容。实现管理体制从以家族权威为主到法理权威为主的转变，实现家庭或家族组织的变革和家族精神的重整，是实现其形象转型和重塑的关键，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在初具规模的浙商企业中，制定各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规章制度，将家族企业的优点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已经提到浙商谋求继续发展的议事日程。在此过程中，有些浙商通过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知识而使自己上层次，也有不少创业的第一代浙商已经或正悄悄地将指挥棒递给下一代。虽然企业领军人的换代基本上是在家族内部进行、接班人多数是从父辈的羽翼下走出来的，但新一代的年轻浙商的经营理念已经使人刮目相看：他们有的在各方理解和支持下大胆地对企业进行战略调整，逐步克服家族制企业的许多先天不足与弊端，取而代之以先进的管理制度，由个人决策发展为董事会决策；有的让一些曾与父辈一起“打江山”的元老退下来，将一批有激情、有闯劲、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推到前台；有的加强了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投入，在管理中把握平衡，大力营造企业的和谐气氛；有的通过改制，或者与外方合资合作经营，或者与其他企业、特别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联合、收购或兼并，使企业制度有了重大改变。管理体制上的转型，保证了的新浙商的生机和活力。www.qikan.com.cnKMzM6JWpsjNGpLKB
（三）身份格局的转型
虽然浙商内部存在宁波帮、龙游帮、温州帮之类不同的地域商人板块，这些不同地域的浙商又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也各有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优势，但浙商在人们的印象中，主要由文化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人力资源不足、经营手法平实、赚钱不论多少的“草根企业家”构成。他们多数人从农村起家，或具有手工艺、小商小贩活动的直接经历；但在，他们凭借敬业拼搏、克勤克俭、诚信不欺、脚踏实地，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在没有靠山、缺乏银行贷款、全靠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抓住市场经济的先机，在商海中搏击创业，获得成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对大多数浙商在创业初期生活方式的素描。也有人注意到，一部分浙商在追求到财富以后就缺乏进一步追求财富增长的动力，有的热衷于骄奢淫逸、奢侈浪费，也有的触犯法律、销声匿迹。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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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总体上看，浙商的社会形象和身份格局是清晰、明朗、健康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浙商的形象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一方面，浙商象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财富。《新财富》杂志2003年4月号列出的国内媒体首份有关中国富人排行榜400名富人中，有63位是浙江人，占了15.7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3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3家，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在营业收入总额前20强中，浙江占了半壁江山。据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蓝皮书”，在“最具竞争力中国民营企业”名单中，浙江企业占据了50强中的26席。近年以来，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新浙商人物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既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也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既可以看到浙商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又可以发现与传统浙商的形象截然不同，被人形容为“文化型企业家”的新特点：
第二，许多浙商把承担社会责任当成了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不但将数千亿元民间资本带入了全国各地不同领域，还带去了市场经济的经验，带去了就业岗位，带去了市场经济的鲶鱼效应，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此外，更多的浙商开始懂得通过对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资助来彰显金钱“善”的光辉。这不但从文化的层面，还从道德、伦理的层面诠释了财富的意义。面对慈善这个话题，许多广为人知的浙商似乎都并不希望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他们在名声面前格外低调，更愿意默默地做实事。在《福布斯》发布的“2006中国慈善榜”上，共18位浙商榜上有名，一批新兴企业家异军突起。与此同时，由胡润推出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再次表明浙商依旧是最“乐善好施”的团队，有29位浙商榜上有名，比以13位排名第二的广东省足足多了一倍多。［4］
第三，浙商中精英体现着新浙商的形象：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而且年轻充满朝气，不但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中成为了引领潮流的新生力量，而且也被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到国家事务中。www.qikan.com.cnauOxrLVgq7GPxFhs
二、非经济因素与浙商的转型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论述与阐释。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本性”即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相信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原则主宰着一切，哲学观念的发展对于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肯定经济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认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等书中，阐述了十分有名的“韦伯命题”，即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产生之关系的认知。韦伯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曾对“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才存在的非经济因素和有关文化现象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如“达到具有普遍意义和和谐性发展阶段的科学”、“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法规”、“生活方式的合理主义”，“合理的生活态度”，等等［5］。这些内容可以被归纳为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四个范畴，是西方社会赖以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和制度支柱。因而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考察浙商的转型，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是值得关注的。www.qikan.com.cnauOxrLVgq7GPxFhs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
自19世纪中叶中国加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便成为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民经过漫漫的探索和奋斗长路，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逐步找到了国家发展的方位和目标，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才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焕然一新的格局。如果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为浙商提供了崛起的历史舞台，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加速则是浙商异军突起的时代背景。浙商的第一桶金、亦即其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挖到的；浙商的发展壮大则几乎与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及综合国力的提升相同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沃格尔教授认为：“西方对于东亚的经济奇迹认知很晚，但现在已能广泛接受。西方人曾争辩东亚成功的因素，有些人认为私人企业运用健全的经济原则是主因；我却相信，与西方政府相较，东亚的政府在推动工业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不仅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还创建了基本建设，随时准备全力推动工业发展，即使一向被视为纯自由经济的香港亦不例外。”［6］可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www.qikan.com.cnauOxrLVgq7GPxFhs
政府对浙商转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即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工作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轴，对工商业发展实行全方位的导向，从而为浙江这个原来就有成功地自主发展的地方创造了新的机会；此外也体现在相对稳定而有力的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组织、扶助、保障等多方面的功能发挥上。浙江省各级政府长期对“姓社姓资”的问题奉行不争论的开明态度，对浙商做的创业，对新生事物，不是首先研究它姓什么，而是积极引导鼓励和大胆支持，从而使浙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使浙商不断壮大。政府还通过谨慎地采取干预政策以促进人力及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而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过法治稳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进而提供一个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都是比较宽松的，各地政府对浙商充满诚意和热情，使很多浙商看到了商机，抓住了机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了新的价值。www.qikan.com.cnauOxrLVgq7GPxFhs
（二）重商主义文化的传承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具山水相壤、地少人多、资源缺乏的特点，使文化层面发生着两个角度的历史变异。一是较早地经历着不同地域文化对浙江本土文化的冲突与流变——北方文化的南下与闽粤文化的反弹，湖湘文化的幅射与都市海派文化的影响等等，从而培育和弘扬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晋商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都被浙商不同程度地吸收。二是较早地生成对土地情结的“背逆”，导致人口较大幅度流动、迁涉与非土地的职业化选择，形成较为庞大的艺商阶层，这一人文背景增进了文化的市俗流变机率，形成了重商文化的倾向。明、清之际，以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学者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对浙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黄宗羲打破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倡导“经世致用”的崇实学风，不仅表现为“工商皆本”的多元性，而且提出了相互之间具有不同功能，但又相互促进的新观念；从而越出了单一、封闭的农业经济思想，形成了多方面交叉的农、工、商互相作用的新的思想。这种进步的思潮与浙江人善于经商的传统相结合，从经济、文化的历史根源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浙商的形成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受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浙江人“崇本抑末”的正统因袭包袱较轻，有较强的经商意识和商品经济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精神气候，一种社会环境，反过来影响浙江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他们能在资源缺乏的省情下得以发挥“自己传统的善于经商优势，并利用政策上的空隙，先于其它地区实现了经济发展。”［7］
重商文化体现的是开放和务实，是“工商皆本”和“义利并重”。在自然经济时代，浙江一些农村修订的族谱、族规中，就回避了“父母在，不远离，远离必有方”这样的训条；家族长辈也鼓励家族成员拜师学艺、出外创业，有的甚至举家外迁，进城谋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个体户”、“私营业主”、“小商贩”这类职业还被常人鄙视的时候，在重商主义文化愈演愈烈的浙江，即使是拥有高学历、家境较好的年轻人也乐意放弃被认为既有保障又被社会崇尚的其他职业机会，而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经商和实业的生涯。今天，这种重商主义文化的传承，为浙商转型及浙商新生代横空出世、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的精神文化基础。www.qikan.com.cnauOxrLVgq7GPxFhs
（三）创业精神的光大
创业精神构成了浙商的基本素质。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上，浙商中的宁波帮屡创第一和最大，如中国最早织巾业三友实业社、中国最早最大的缫丝厂纶华缫丝厂、中国首家化妆品企业中国化学工业社、规模最大民族制皂企业五洲固本皂药厂、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浙商赶上国有企业转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浙商在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不断突破陈规，继续创造着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以温州为例，全国第一个农民飞机包机公司天龙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农业公司美国明尼苏达州康龙农业开发公司，全国第一家纯属民间性质的集体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等都为浙商所创。［8］正因为敢于创业，浙商在没有特殊优惠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克服了资源贫乏、区域市场狭小等不利因素，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多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使不产木头的地方出现了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没有羊毛的地方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并涌现出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荣登榜上；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2年又有11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就独占1/3强。浙商的足迹遍天下，在北京有“浙江村”；在上海的浙商企业就有5万家，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在沪投资位居全国首位；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战火中的中东地区，到处都有浙商的身影。［9］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陶冶了浙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透过浙商充满变化和生气的社会经济表象，人们发现浙商的创业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超越，不但记录了第一代浙商的辉煌，同时也造就了当代新浙商的可持续发展。www.qikan.com.cniyuNm33wHHUeOOx3
（四）集群效应的强化
近年来，浙商迅速崛起，并确立了其在国内第一商帮的形象和地位。浙商的成功与转型离不开团队精神和集群效应。比照日本学者李国卿对华侨的分析，“华侨在扶植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即：他们是按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来开展经济活动的”，“华侨社会的‘帮派’组织首先是以同籍贯的同乡团体出现的，接着才有按相同行业组织的同业团体”，［10］浙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业缘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形成的。善于团结、善于帮助、善于凝结，既是一种商业本领，也是一种可贵品质，是浙商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浙商之间的相互介绍、聚集、合作和支持，浙商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望相助、互惠互利、同舟共济，遍布浙江省内外的浙商企业和市场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形成规模和大势，浙商的足迹就不可能遍及全国，甚至跻身于国际市场。www.qikan.com.cniyuNm33wHHUeOOx3
当前，在“浙商”这个大概念下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正在不断涌现和强化。2003年，温州召开世界温州人大会，树立了温州商人群体的形象；2004年，宁波召开全球宁波人大会，展示了新时期“宁波帮”的力量；2005年，台州召开台州商人大会，确立了“新台商”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内，湖州提出重振“湖商”的口号；义乌提出了“义商”的理念；衢州在打出“南孔”牌的同时，也把复兴“龙游商帮”作为一种口号；即使是丽水，也召开了丽水籍华侨大会，意图把丽水商人的形象确立起来。而在外省创业的浙商，纷纷成立以县或市为称号的商人团体，温州商会、义乌商会等等不断涌现。虽然有人对此现象提出过异议，认为浙江省的实业家们都应该集聚在“浙商”这个名号下，不应该打各自商帮的名称。但是鉴于浙江省各地的文化、习惯、语言、性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省内各区域强化自己的商帮意识，是现实的需要；更何况区域性商帮都承认自己是浙商的一部分，都拥戴“浙商”这面大旗，浙商的群体形象实际上越加显得灿烂多姿、个性纷呈。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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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浙商的集群效应，形成真正代表浙商的品牌，浙商一方面正在继续整合和提炼，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正在增强对外包容度，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要有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大手笔，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勇气和胆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11］唯如此，浙商的形象将更加鲜明，浙商对社会和人类的贡献将更大。www.qikan.com.cniyuNm33wHHUeOOx3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J］.浙江学刊,1986(3)：6.
［2］朱国栋.IT浙商兵团调查［J］.望东方周刊,2006(20)：18.
［3］陈立旭.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5（3）：5.
［4］傅白水.浙商位居中国慈善榜前列［J］.决策，2006(8)：23.
［5］［日］富永健一.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1988(2)：49.
［6］［美］傅高义.耀升中的四小龙［M］.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1.
［7］［美］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M］//张敏杰主编：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218.
［8］张敏杰.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6(4)：66.
［9］徐王婴.浙商，中国第一商帮？［N］.浙江经济报,2003-02-27.
［10］ ［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120-121.
［1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N］.浙江日报,2006-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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