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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谁的盛筵?         ★★★
全球化:谁的盛筵?
副标题:
作者:佚名 来源:中新社 人气: 时间:2005-4-8 21:27:23 进入论坛

    世界正在以全球化的名义重新排列各个国家在新食物链上的位置。中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弱肉强食。

  国家?车间?

  国家、政府、民族、主权、产值……这些过去我们烂熟于心的名词,现在都有点面目全非。经济学家李扬说,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今天,“国家”在很多的时候只是它的一个车间。现在,“国家”内涵的翕然游走和消损。

  李扬说,“国际化”的立足点是“国”,行动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所以才有国家战略;“国际化”不妨说成“各国一体化的趋势”,它是一国经济跨越国界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沿展,它意味着在各国共同接受的原则基础上,各国平等互利地形成分工并从事生产和交换。

  而“全球化”则表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过程。在这一层次上,民族国家的限定不存在了,整个地球成为一体。不需要国这样一个中介,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就能非常方便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突破国界和民族国家的限制,以普遍接受的经济原则为基础,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交往。经济全球化不仅包括了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张,还包括它越过民族国家的限制,在企业、工艺、工序、技术层次上的分工、生产和交换。

  如果说国际化是一个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宏观行为的话,那么,全球化则是一个主要由企业推动,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经济行为。所以,有人把“全球化”称为民族国家政府的离心运动。

  科学技术使冲破国界成为可能。尔后,有了八十年代末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共同采纳的经济法则,而市场经济是没有国界的。

  李扬意味深长地谈到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第二,随后跨国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贸易的增长率。因为全球化督促着跨国公司要在全球找到一个效率最高的地方进行生产,在全球找到最有需要的地方进行销售,在全球找到效率最高的市场去筹集资金。

  据知,现在,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贸易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有三分之一的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另外,三分之一的贸易是和跨国公司密切相关的。不在跨国公司范围内的贸易已经很少。跨国公司悄没声儿地彻底打破了国界,使得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工变成了车间和车间的分工,国家壁垒已经没有什么作用,国家已经成为了跨国公司的车间。

  通过跨国公司,大大弱化了国家概念,而产品的概念变得至高无上。耐克鞋,说它是美国产品,其实已经有点勉强,美国只是它产品的注册地,而大部分产品都产自中国和东南亚。还有麦当劳,等等,等等。

  

  穷了穷人,富了富人?

  经济学家们是笑着迎接全球化的。李扬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不可抗拒的。从纯经济来看,它一定是有利的。全球化过程使得卷入全球化的实体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好处,只是所获得的份额不同。

  当然,全球化使得经济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也全球化了,本来关着门,也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但打开门,可能性就大了。因为有些危机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可能你一国的经济在平稳地运行,但有个什么投机资本一下子进入,利用你市场的一些缺陷,搅得你汇率也波动了,股市也在巨额地涨落,大家心里乱烘烘的,经济上也受到损失。但这也很自然,随着你经济生活圈子的扩大,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不用解释就可以理解的事。

  在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也渐渐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抗风险的能力比发展中国家要强。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发达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居民还是监管当局已经习惯风险,现在,无非是扩大了一个规模,多了一些因素,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发展中国家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其实,在政府高度管制的社会,风险并不少,只是没有外化。经济波动是个规律,但它表现的方式不同,市场经济通过汇率和股市的涨跌来表现,这是我们不熟悉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常常显得束手无策。

  其实,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有好多发生在发达国家,美国从八十年代末到1996年呆帐、坏帐严重得很,但它处理得比较平缓,比较有经验。日本的危机现在开始好转,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1992年的英镑危机,冲击比泰国铢的危机不小。法国的法郎危机也发生在九十年代。后来才是亚洲危机,现在也算是相对平稳地渡过了。

  

  嘴和导弹吵主权

  政治家们则在关心着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这些庄严的主题。他们眉头紧蹙,正襟危坐,为关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主权而争吵。在越来越多的争吵声中,导弹也偶有加入,它们呼啸着、轰鸣着表达着它们对国家的主权问题的看法。

  西方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不断变化的阶段。我们将要对一些国家在曾被看作是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权力重新下定义。

  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说,贫穷国家的主权不是修辞学中的概念,主权是一个生存的概念,就好像沙丁鱼一致对付大鲨鱼一样。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应该是让干涉的幽灵重新回来的大门,相反,应该是把它拒之门外的大锁。

  西方说,国家法的下个阶段就是要求各国政府的国内行为必须符合某些国际标准。将来的联合国不仅应有权暂时中止一个国家行使主权,而且如果它认为促进和平是必要的话,则还可以无视国际边界的存在。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说,我们对任何危及我们主权的行为极为敏感,因为主权是我们对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的制度的最后防线。

  西方说,主要为了确保人权受到保护而进行的这种干涉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权,即无论何时以一种犯罪形式行使主权的话,国际社会都有权暂时中止主权的实施。长期以来不干涉主义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准则,但是,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定。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所以,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

  在东西方面对面用嘴争执的时候,导弹轰鸣着发了言。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长达两个月的狂轰滥炸是关于主权问题争论的最激烈的方式。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六月向美国派往科索沃的维和人员宣布:如果有人因为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信仰而迫害无辜平民或是大规模屠杀他们,而制止其行为又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那我们将加以制止。

  不知道争吵到哪一天,全球企盼的全球化下的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会出现?而这种想象中的各方都认为的公正合理是否真的存在并实现,都还很难说。可以说清楚的是,强弱之不同,一定是音量不同的。

  

  全球化,谁化谁?

  著名文学大家杨义问得很直白:全球化,谁化谁?

  这让人想起一句常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没有绝对的统一、平等和完全一致的音频,也就没有均等切割的全球化。那么,就有了全球化的另一面。

  德国《明镜》周刊资深编辑在一本书中提出疑问,全球化的经济“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经济并不是代表了全球人类的真实追求。

  布热津斯基用美国式的幽默将这个“新的文明”比喻为“奶乐文明”,即充足的食品(象征化为“奶头”)加充分的娱乐之未来文明。可谁能提供足以喂养几十亿人口而不是几十万超级富豪的“奶头”?是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欧洲?还是日益贫瘠病弱的地球母亲?

  据说,当新全球主义经济学家们推断世界性的劳动市场正在或已经形成时,世界级富豪约翰·盖奇无不夸张却不乏真诚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来将只需要六个、或许八个职员上岗,其余的人都将被解雇。

  《陷阱》的作者形象地把世界性同样劳动力市场形成后的社会称为“二十比八十的社会”,即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就业与五分之四的劳动者失业同时并存的未来劳动社会。这个社会中,在富裕沙文主义者中间,富裕是一种权力。

  他们的判断值得深思: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地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只有美国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也只有华盛顿政府才敢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的事务越俎代庖;当世界各国或地区都面临着丧失主权,变成全球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之新殖民化危险时,仍然只有美国能够成为“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例外。美国既是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这场游戏的主裁判。那么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个陷阱,那么,美国正是这个陷阱的设计者。他们是唯一不惧怕落入这个陷阱的国家,因为只有设陷者自己知道陷阱的所在。

  

  国家休做有缝的蛋

  即使目前我们还没有举足轻重,也没有必要在咄咄逼人的强势文化和强势经济前口未开而嗫嚅,脚未进而趑趄。光荣与梦想,中华民族都曾经有过。航海技术把世界陆地的板块连在了一起,大海航行里的舵手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

  西方民主政治在怎么开始的?封建领主的大门是怎么被摧开的?没有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恐怕西方的黑暗时代不知要持续多久。现在,世界到了无纸文明的时代,但此前漫长的灿烂的纸介文明时代,是不是也必须有中国智慧作为前导呢?

  不过,我们不想在祖先的脚印里沉湎得太久,否则,脸上容易挂上阿Q的表情,说出我的祖先曾经阔过的话来。现在需要的,是健身强体,以冷静的心情和理性的融入今天的全球化了的世界。

  世界政治问题专家王逸舟谈及日益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此外,他特别强调,目前仍未止息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只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建立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国家安全才能更有保障。因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身的健壮比在门外筑起重重阻障更安全。

  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社会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

  当然,也不能否认,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真正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地位。王逸舟说,这种消极现象,也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

  

  全球化:一艘不得不搭乘的船

  全球化是一艘不得不搭乘的船。这是卡斯特罗的话。我们无法拒绝全球化,就如同不能拒绝我们脚下的地球。中国人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一样经过了对全球化的欢呼和质疑,现在要理性地坐在全球化的船上,坐在全球化的餐桌前,我们并不准备拒绝享受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

  杨义先生说,全球化有可能使新世纪人类获得享有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的机遇,在融入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中获得闭关锁国状态中不可能获得的实惠。不明白这一点,是愚蠢的。同时,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以及发达国家操纵市场游戏规则的霸权姿态和利己主义为重要特征的。不明白这一点,也是浅薄的。

  他也同时提醒,全球生产力已达到这么一种水平,它要求打破地区或国家的封闭与限制,在国际市场的范围内实行对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迅速流通和优化组合。但是在这种打破封闭和优化组合之间,并非风平浪静,不存在直线坦途,到处是互利性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矛盾性漩涡,相互握手的白手套上埋伏着荆棘,就看谁的手掌硬。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猛烈,社会愈开放,愈需要我们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面前,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有自己稳定的脚跟和和坚挺的主心骨,从而把握机遇,化解矛盾,趋利避害,寻找到在融入世界潮流中高速长效地增强综合国力的最佳方式和方案。

  这就是我们“负责任的全球化观”,杨义说得自在坦然,中正周详。但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李扬讲的一段故事或许对我们有用。

  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李扬说,日本人都在说,日本国内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资金都去为美国做贡献了,是他们养活了美国,是他们帮助美国在九十年代复兴起来。当时,日本企业大举进攻了美国,就地摧毁了美国的企业。而当时美国正好要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总不会是很自愿的,这时正好有一个外来的力量打破了它。美国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时经济在衰落,把美国的大企业买去不少,连洛克菲勒中心也被买去了,这就像在美国人的心脏插了一把刀。

  但日本人的钱进来了,他经营它企业,他雇你的劳动力,他向你纳税,他污染了你还可以罚他,算算帐,是日本人在养活美国。经济学家老讲gNP,那是以国民划界的,现在用得多的是gDP,是以国界为基准的。从N到D,有着深刻的观念的变化。全球化下,很难分“N”,但是很容易分“D”。

  当美国人哀叹,美国的经济被日本人占了的时候,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在做别国的顺民,向别的政府讨好,向别的国家纳税,为别的国家创造产值和就业。所以,要看它是否为你创造了价值,是这样就欢迎,不是这样就要调整政策,政府的作用就是创造好条件,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到我这个“D”来,对“N”不要特别关注。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样,今天投,明天投,总不肯自己砍自己,外来力量反而会更快地实现这个周期,所以中国应该更快地推动改革和发展,早一点更有效地利用国际环境。棗当然,这是李扬的话,他的话把我们带出了陷阱的全球,带到了阳光的全球棗在经济的时代,多听听经济学家发言,或许会有好处。

  另据悉,今年一月,一份探讨日本二十一世纪国际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报告《日本二十一世纪新目标》提出,由于全球化时代不再有现成的模式,日本必须作出新的改变,即一种可以与明治维新、二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民主改革相比的改革。否则,日本不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报告最勇敢和核心的部分,也是最引起注意和和争议的政策建议是,日本应该规定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实质性地改进日本人的英语水平,否则日本人不可能很好地掌握数字技术和网络科技;日本要改变单一民族结构和不断老化的人口结构,像其他先进国家那样鼓励优秀人才在日本定居与创业,让那些留下来的国际学生成为日本的永久居民。

  请注意日本的危机感和行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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