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编辑工业的流程化与假书创作 |
| 副标题：假书是如何炼成的 |
| 作者：张悦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人气： 时间：2005-4-8 21:08:47 进入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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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的书商柏林顿公司，伪造了7本‘执行力系列’的书，并伪造了一个著名的哈佛教授保罗·托马斯。这书是假的，人也是假的。”
詹姆斯·希尔曼是谁？当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艾心(化名)看到自己写的书出现在北京各大书店的书架上，而却是这个署名时，她意识到自己成了书商的牺牲品。
“我写了5万字，连个署名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书商还找过其他学生做写手，出了很多这样的伪书。”艾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书商势力很大，在其淫威之下，她最终放弃了打官司的念头。
保罗·托马斯是谁？“3·15贡献奖”候选人、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同样诧异莫名。
“这位教授和他的书现在在中国都非常有名！”姜汝祥发现这位打着哈佛商学院管理学、哲学博士，曾就职多家世界500强公司，全球知名组织管理顾问、咨询专家等诸多头衔的哈佛教授竟然是中国出版商无中生有的“名人”。
“《执行力》的书商柏林顿公司，伪造了7本‘执行力系列’的书，并伪造了一个著名的哈佛教授保罗·托马斯。这书是假的，人也是假的。而且更精彩的是，他还用保罗·托马斯教授的名义给另外一本假书《赢在执行》写序。所以，可见做伪书之荒唐，而且是成系列的。”
但是这一次，锡恩公司选择了诉诸法律。负责此事的锡恩公司的品牌经理杨鹏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保罗·托马斯为之作序的《赢在执行》，完全照搬姜汝祥博士的培训课程《赢在执行》讲课大纲，借用台湾学者余世维之名。”
“姜博士有一次在机场看到余博士在给人在这本伪书上签名，一问，结果余博士哭笑不得地说，读者都是从正规书店买的正规出版社的书，不忍心伤害他们。而该书作者经出版社向法庭出示的身份证表明，所谓的‘余世维’竟然是一个河南人。”
伪书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类、励志类
在多次维权不力后，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2004年度西方管理类假书风云榜”的发布会，向媒体公布了100本伪书。
“这已经不只是官司的问题，很多客户打电话问是不是姜汝祥抄袭余世维的书，包括打假经费，锡恩公司被伪书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2000多万。”杨鹏博说。
发布会评出书坛“造假领跑奖”、“极速跟风奖”、“超级变脸奖”、“超级模仿奖”、“最佳谎言奖”、“混世群魔奖”等诸多“奖项”，反讽意味不言而喻。
“荣列”这项出版界的“蓝草莓奖”的，甚至包括几本屡屡跻身排行榜前列的经管类畅销书，比如长安出版社的《执行力》、哈尔滨出版社的《管理就这么简单》等等。
据了解，在发布会前，他们在律师见证的情况下，已经把领奖通知以传真的方式发送至相关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等不少声誉不错的大出版社也忝列其中。
“它是欺诈！”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日前一次座谈会上尖锐批评出版界大社、名社、优秀社参与其中：“这哪里是在做书？是*商行为！我们中国人是有印刷崇拜的，出文化产品，是要用文化教化人的，却连最起码的诚信都没有！”
针对近期图书市场出现“假书”、“伪书”的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刚刚印发《关于对含有虚假宣传信息的图书进行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对所辖所属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进行专项检查，出版行政部门须在3月10日前将清理结果上报总署。
据介绍，新闻出版总署将统一对相关出版单位依法处罚，对虚假图书的出版单位及欺骗出版单位的假书稿提供者、工作室予以曝光。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洪勇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先期出版社自查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尚待总署将自查结果转给图书管理司之后逐一核实。
出版《执行力》一书的远方出版社编辑叶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闻出版署的确正在处理此事，远方出版社在“引进版权”时，对方没能提供关于作者的真实信息，“出版社也是受骗者。至于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无从查证。”
哈尔滨出版社总编室负责人称，该社已把《管理就这么简单》的出版情况上报，至于最后怎么定性，怎么处理，要由上级决定，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现在的很多出版社都很紧张，虽然我们出版社没有被曝光，社领导还是拉着编辑室领导商量这事，处于观望状态，其实，出版伪书已经是出版界的普遍现象，打击伪书的行动其实才刚刚开始，能进行到哪一步还不好说。”北京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透露。
据了解，“伪书”的做法包括：伪造外国作者，多是托名所谓哈佛等外国著名学府的教授或外国畅销书作家；伪造国际知名媒体、人物的评论，如假冒《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评论；伪造国外图书畅销信息;盗用国外已有影响或畅销的图书书名及相关信息，包括原外文名字及所获得的荣誉等，而图书内容则完全是自行编造的。
“这些伪书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类、励志类，因为这两类图书的市场需求使得此类伪书能够畅销不断。”资深出版商李湃说。
另一方面，国内“名人”也不断出现在伪书封面上。“我接触的书商炮制了‘郭敬明’、‘周国平’等多本名人书，在雇佣枪手完稿后，通过户口查找了与知名作家同名同姓的人，以他们的名义出书，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一涉假出版社的编辑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
“还有一种情况是打擦边球，比如说畿米的书在华人地区广为畅销，现在大陆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署名为“米”和“几米”的书，让不明真相的读者真假难辨。
打着“世界500强”旗号在二渠道畅销
“跟风书是假书的热身阶段。出版社单方面追求市场效益的恶果，与书商合谋，纵容跟风书、协同制造假书。”涉假出版社的那位编辑自揭家丑说。
如果热身“试水”成功，那么接下来就可能成为一个假书系列。“《执行力》系列就一连出了7本。”
艾心所写的仍未曝光伪书至今还在市场上热销。在接到书商任务之前，该书商的另一本同样打着“世界500强”旗号的伪书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将近5万册。
“我写的书的副标题和原来相比就多了一个‘不’字，还有一个与另一本畅销书基本相同的提纲。书商发现有利可图才继续造假。”
“伪书商定一个思路和一个书名，找枪手写千字30元到40元钱，一次性付款，3.5折卖给书商，一般不超过4折。”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界名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此的低成本对于伪书商无疑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书商支付给作者的稿费很低。经常是找两个人写，一个是选优，再一个可以有借口说双方的稿件写得都不好，从而逃避支付稿酬。即使给作者较高的稿费，书商依然有很高的利润空间，由低价的印刷支出和充盈的二渠道市场支持。”那位涉假出版社的编辑说。
据了解，业内把新华书店以外的以私人批发零售商为主的图书销售渠道统统称为“二渠道”，事实上支撑热卖的主要是二渠道。“二渠道一直名分不清，长期处于被整顿之列。实际上，二渠道有时就是一个假书伪书大汇展。”
该编辑透露，伪书除了稿费成本低之外，伪书商通过隐瞒印数、虚开或不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将出版成本降到最低点。同时，有的出版社买卖书号的行为也为伪书商大开方便之门。
“现在的行情，一个书号也不过是1.5万-2万元。一切手续看起来都像是齐全的，但事实上却是书商自己掏腰包投资的。”
白领、高管都是人精，怎么就认了
“好多出版社也在做，好像是民营、书商做的，其实正规出版社也参与其中。”
除了书商和出版社的“你情我愿”，书店也是利益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按照图书市场的行情，没有“出身问题”的正规图书，批发价都是5折以上，很多还要6折左右，但书商投资的书，因为印量大、出手急等原因，一般批发价都在4折以下。
“对于一般的民营书店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去进成本高的书，谁的书发价低，卖得好，我就进谁的，只要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就行。”资深出版商李湃说，这样使得假书、伪书的发行量和发行渠道畅通无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北京的一些民营书店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有伪书嫌疑的书籍。一书店老板承认，书店为什么不让一些伪书下架，是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
但是他也认为，书市“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该由书店来做，“一年有十几万种新书，不可能要求书店人员鉴别真伪。”
另一方面，有的资深书商认为消费者不完全是伪书的受害者。“号称第一阶层、白领、高管，都是人精，怎么就认了(伪书)？有的明知道这书有问题，怎么就让底下的员工还看这书？”
据这位资深书商介绍，伪书之所以专攻经营管理类书籍是因为这样的书最好卖，有些书商专门投其所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教导员工要“听话”、“服从”的伪书在市场上能够卖得这么火。
“管理类的伪书销量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主要销量来自于企业团购。恐怕要占到销量的三分之二。”
这样，从书商到出版社、从书店到团购消费者，这样一条看似无人受损的奇怪利益链便形成了。
根本上看，这是中国经济繁荣造成的阅读需要，但是正规出版社却不能满足它。
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上海市出版协会主席江曾培则认为，“造假比盗版更可耻，为了剽窃的隐蔽性而胡乱增添删减内容，会从思想上误导读者，是一种极为可耻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的假书伤害的真正对象是中国企业，是中国的经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国有资产流入书商口袋
“一边是图书市场琳琅满目，一边是读者总感觉找不到好书，伪书假书时有出现。这种市场不对称情况必须通过加快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予以解决。”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副主席严隽琪委员公开呼吁。
由于伪书多是畅销书的跟风之作，往往有良好的市场销量，跟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正规出版物相比，在市场反应方面，“性价比”无疑也更好。这就形成了书商、出版社、书店皆大欢喜的局面。
“一些出版社的编辑部并不主动研发和策划符合读者口味的、社会价值高的图书，而是依赖书商的市场敏感。发行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一般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回款快、完成指标顺利的书就被大肆推介，而一些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精良图书却被拒之门外。”李湃说。
一位出版界人士说到为何出版界参与做伪书时坦言，“现在图书市场不好，成本太高，出版社和编辑就乐于做一些容易见效益的书。而且现在做原创图书吃力不讨好，捧出来的作者不讲信誉，出了一本书立马跳到其他出版社或者坐地起价。”
李湃认为，出版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也是目前书市缺乏规范的一个瓶颈。
据了解，2003年出版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为34.25%，其中初级通过率为26.87%，中级通过率为36.06%，约通过3200人，通过率略低于2002年。
“2004年上半年出版资格考试通过率也不能让人满意。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面对伪书市场的猖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同流合污。”李湃说。
“出版社还不能实行真正的领导负责制，因为处于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艰难过渡中，存在很多细节问题。”被采访的出版社人员认为转制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从不适应市场到一味追求市场的两难。
某著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认为，出版社的资源、利润分流到书商手里，实质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一些出版社设立社外编辑部，给该部门一定数量的书号，要求他们回馈出版社多少万的利润，其余的一概装进书商的腰包里。编、印、发的流程完全掌控在外，三审三校的发稿要求被抛在九霄云外。于是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些编辑质量低下、内容大同小异的跟风书。看到哪本书卖得火就上哪个项目。”
“打假”之艰与法律漏洞
杨鹏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得到反馈，在王府井书店已经有150余种伪书下架了。但是在福建等地，这样的伪书仍然热销不断。“这100多种公布的伪书还只是我们通过有限的调查发现的。”
“公认的事实和法定事实是有差距的，没曝光的还多着呢。”李湃说。
据了解，现行出版方面的法规没有针对“伪书”的制约惩治条文，站出来打伪的人虽然较以前多了很多;但从现行法律而言，“伪书”不是非法出版物，商家未必响应打“伪书”。
“即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这本书的作者‘余世维博士’是个并不存在的河南人，这本书的序言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哈佛教授托马斯写的，但这些不能谈，因为与侵犯知识产权无关。”姜汝祥说。
“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对付假书，假书怎么鉴定，由哪个部门鉴定，是工商、著作权机构，但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利申请鉴定。现在个人不行，鉴定过程困难重重，行业内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定：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曾经历过艰难“打假”过程的李湃认为有关法律必须尽快完善。
“很多书没有作者身份证明和著作权证明。如果发生侵权行为，还不能以法律起诉。因为无法认定这是伪书，而且原告主体缺失。”
李湃说，“用更积极的态度打击伪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真正占领市场。就算伪书下架了，不好好做真书，还是有书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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