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深圳会展中心三次选址，两次变更，造成损失近5000万元，引来一片责难声：

　 ●专家是怎么“科学论证”的？为何出现几次完全不同的“最佳方案”？

　 ●规划可以随意变更吗？政府决策有没有延续性？决策是否太盲目、太随意？

　 ●会展中心建设成本是怎么超出预算的？“崽卖爷田不心痛”，谁给纳税人一个交代？

　 选址为何两易？

　 本报记者 洪克非

　 “这相当于我在深圳要干2500年啊！”出租车司机杨钟元初闻深圳市会展中心（以下简称“会展中心”）两次变更选址造成近5000万元损失时，几乎打错了方向盘。

　 杨是福建人，来深圳已有8年多，几乎每天都要开车经过深南大道———深圳市的主干道，顺便浏览这个昂贵、雄伟的建筑物，心中却感觉遥远。

　 在会展中心西南面的值班保安张某来自河南，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对望深南大道。“没有会展时，这里很冷清。”张对会展中心的情况比较清楚。“领导说了，这个大家伙投资30多亿元，相当于我家乡所在的县30多年的财政收入。”

　 深圳市会展中心建设投资逾30亿元，两次变更选址造成近5000万元的损失。这一事实被深圳市审计局查出并曝光后，成为深圳市民和其他关注者议论的焦点事件。

　 建设深圳会展中心最初的冲动被认定为来自广交会。深圳市规划局一规划师透露，当时是1996年下半年，恰逢广交会需要新的发展空间，主管广交会的原外经贸部非常希望能够实现大转移，而深圳市政府对此亦很感兴趣，于是计划建设会展中心迎接广交会。

　 1997年3月，深圳市规划局开始在市中心区北端进行勘察工作，定点在中心区北片中轴线上，北靠莲花山公园，南邻市民中心，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当年8月，广交会大转移的计划叫停，选址工作也随之叫停，其间支出144万元。

　 但深圳市政府建设会展中心的决心并未动摇，其直接动力来自会展对经济的拉动力。统计数字表明，我国会展业2002年的直接收入超过60亿元，间接带动的旅游、餐饮、交通、广告、娱乐、房产等行业收入高达数千亿元。2003年，其增长超过20％。“如果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撒钱。”一位世界展览业巨头如此评说。

　 一些大城市明确将会展业纳入重点扶持的都市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规划中，也首次出现了会展经济的字样。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自然当仁不让。于是，深圳决定参照国际经验，重新选址建设。

　 为了使第二次选址更为科学、合理，有利于会展业未来的发展，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提出了深圳市中心区、深圳湾华侨城填海区、香蜜湖度假村、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以及东角头西部通道口岸等5处7块待选用地，进行筛选。

　 最后的结论，是倾向于将会展中心建在郊区———设想在滨海大道旁的填海区，还计划建设一个船运码头，方便水路运输展览品，经济成本也低，以最大程度发挥物流、会展、旅游和交通等方面的综合效应。这也符合深圳市中心西移的战略。

　 该选址论证报告获得深圳市政府同意，随后于1999年初进行了建筑设计方案国际竞标。美国墨菲·扬公司和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联合中标。在完成选址论证、设计招标后，工程顺利进入施工阶段。

　 但开工不久，工程又很快被叫停。个中原因是深圳市政府的思路发生改变，其间又支出设计费、勘察费等共计4831万元。

　 对此，11月22日下午，深圳市规划局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再次变更选址主要是因为市政府要着力强化市中心区的建设，“中心区作为深圳市21世纪的CBD（中央商务区），是深圳未来城市的重要标志。”

　 于是，深圳市政府又于1999年底提出了不同用地方案的比较论证。最后决定把会展中心建在中心区南端的深南大道上，和中心区南片中央商务区一起开发建设，因为“会展中心所需要的大量商务办公及旅馆配套设施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恰是中心区的最大优势；中心区中央商务区的开发建设所需要的重量级龙头支撑项目也非会展中心莫属。”规划局该人士称，方案取得了“两全其美，双赢的效果”。

　 第三次选址、设计、勘察、监理等费用，共计1．28亿元。这样，会展中心三次选址，两次变更，项目前期工作共计产生费用1．78亿元，其中前两次费用计入损失，共计4975万元。历经数年建设，总投资逾31．9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达28万平方米的深圳会议展览中心，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建设，成为深圳目前单体投资最大的建筑，多项工程创造“世界纪录”。

　 巨额损失三大追问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深圳会展中心三次选址，两次变更，造成损失近5000万元，引来一片责难声。许多人追问：谁该为此负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追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家是怎么“科学论证”的？为何出现几次完全不同的“最佳方案”？

　 三个地址，最初的选择都不是没有依据的。既然有多种方案，也有不少各部门专家参与规划论证，而这些“科学论证”也是作为政府决策参照的，怎么造成后来的巨额损失？

　 在当地学术界，许多专家对于会展中心目前的选址，仍然颇有微词。深圳会展中心一期工程结束后，当地媒体对其经济效果则多予以好评，称“业内专家预言，正式启用后的深圳会议展览中心，将带动周边数以万计的人流、商流和商机，形成能量巨大的辐射半径……在以深圳会议展览中心为圆心的会展经济圈内，住宅单位均价在每平方米9000元上下，写字楼均价不会少于每平方米1．2万元”。这被有些专家认为是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人口与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对环境的“负”效应明显。

　 深圳大学刘尔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会展中心现在的选址“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与城市空间、规划以及交通的衔接不够”。他认为，目前的会展中心对城市交通干扰很大，本次高交会需要进行交通管制，改变多条公交线路就是明证。

　 深圳大学设计研究院一位副院长对选址中前后几次论证结论不一现象直言不讳：这与知识分子的道义和原则有关，一些专家没能坚持操守。他指出，政府的宏观规划很难改变。主导的政府意见、或占主导地位的官员意志一旦形成，专家的利益化就会凸现———现实中不乏先由领导描绘“真理”，再由专家进行“科学论证”的事例。

　 他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专家，接到这个活儿肯定不容易，有的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会予以否定，也不会建议不搞。这种论证只是为既成的决定找依据，已经和“科学”没多大关系，被相关人士形容为“泡沫真理”。同时，商业利益会让专家失责。现在的项目建设，规划、施工、监理的费用与整个工程是捆绑在一起的。“水涨自然船就高！”

　 规划可以随意变更吗？政府决策有没有延续性？决策是否太盲目、太随意？

　 深圳市一位朱姓政协委员表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没有延续性、规划不科学、决策具有太大的随意性。深圳大学刘尔明教授表示，“我们很多政策没有延续性，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作为规划应该讲究科学性，不应该受外界太多影响。我们国内却有一种特别不正常的风气，规划可以随意改变”。深圳大学设计研究院的几位学者表示，“城市高速发展时固然会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但这次（会展中心选址）显然不是技术因素使然”。

　 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江华说，以往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种决策失误事件时大都以“好心办坏事”、“交学费”搪塞，推掉责任，至于那些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更有“法不责众”这块顺理成章的挡箭牌予以庇护。他指出，严防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首要的前提是对决策失误进行法律层面上的问责，从根本上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会展中心建设成本是怎么超出预算的？“崽卖爷田不心痛”，谁给纳税人一个交代？

　 会展中心的花费问题也是被质疑较多的。记者从当地一份报纸上了解到，今年4月，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在向现场视察的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吕锐锋汇报时称，深圳会展中心投资规模将由估算的25亿元增至30亿元，同时将尽力控制在30亿元以内。但最后的审计结果是近32亿元。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是由于很多规划都只有概算或者估算，项目分解并不细致，因而导致后来成本的不可控制。

　 在深圳居住8年的某外企公司主管陈中亮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少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监督机制和法律体制来保证，花纳税人的钱也就流水无踪。”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秋林认为，在国外，首相或总统些许浪费，都会被人指责。而我们许多市政工程花的同样是纳税人的钱，却“崽卖爷田不心痛”。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体制来保障的话，这些问题的重现将无法避免。

　 他说，比一些结果显性、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而言，地方政府所作出的一些错误决策，其负面后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其责任追究必须明确。

　 在记者采访期间，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明确表示，审计署已将经济责任审计写入《审计法》修改稿，对政府领导干部，将重点检查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事项、政府财政资金管理，对问题干部将进行追究问责。有关人士认为，届时，像深圳会展中心三次选址这类造成损失的决策，将得到有效约束。

　 只谈理由 不谈损失

　 官员专家回应问责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深圳会展中心选址两易，造成巨额损失，问责声一片。

　 对此，深圳市规划局总师室调研员陈一新指出，当时变更第二次选址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展中心开工后，外围设施无人投资，民间不认可，因此必须调整。该局一位人士更向记者提出：如果适应市场变化的调整也要被问责，今后政府该如何行政？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李白玉解释说，大项目通过后，他们做基础研究，包括远景研究，但符合逻辑的方案，往往从实际上看是有缺陷的。从远景来看，原来设计在填海区，环境不能马上成熟，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自然是希望马上见效，现在的会展中心所在地相关环境条件成熟，因而比规划院的计划要好些。虽然现在的做法对环境、交通有压力，但两相比较，理应从见效快的要求出发。

　 李白玉否认了有人提出的相关规划设计人员在选址事件中“没能坚持知识分子道义”的指责。他表示，重大基础项目，对城市有重大影响的，绝对不会让步。举例而言：原来机场准备建在深圳湾，设计师们坚决反对，认为这会限制深圳的发展，结果反对成功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原准备在大鹏湾建炼油厂，但专家们认为，炼油厂会对生态环境有影响，而且当时在宝安区已经有了工业区。政府面对各界反对，搁置了原方案。“这些是原则性的，我们不可以退让。”

　 由此，他提出，会展中心早期选址面临不确定因素，规划的目标太理想化，但从管理操作的实际上看难以实现，因此后来的修改不应该认为不妥，应该有灵活性。权衡利弊得失，从城市运转的实际需求，应该允许前期研究有变化，这在科研中也难以避免。

　 深圳市监察局宣传教育室主任高兴文表示，这件事原因复杂，争议一直有，谁对谁错没有定论。大型项目从立项到建成过程中有很多变化的因素。这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像深圳市的市民中心，以前大家有异议，后来建成后觉得有特点了。如果民众反应强烈，政府会吸取教训，调整规范。

　 深圳市政府投资审计专业局一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之前出具的审计报告是调查性质的，最后会提交决算性质的报告。对其中属于违规的行为，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链接

　 规划失控造成损失并非个别

　 海南：2004年4月至7月，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就城市规划问题对一些城市调研时发现，仅10万人的万宁镇建了一座30～40万人用的水厂，致使每月亏损10万元。文昌市在搬迁行政中心时以权代法，盲目决策，目前该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向新行政中心发展，每年光接送干部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就得花费300万元。（摘自《南国都市报》2004年9月22日）

　 安徽：1995～1998年，安徽省阜阳市耗资3．2亿元把阜阳机场扩建成国际机场。据统计，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这个机场让阜阳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摘自《新民周刊》2003年10月31日）

　 湖北：1994年武汉市政府出台文件，鼓励武泰闸兴建蔬菜批发市场。因缺乏统一规划，迅速发展的14个武泰闸市场零星分布，与107国道武汉段和武昌火车站几乎连成一片。这一规划失误付出的代价是：3亿元政府资金、7年交通堵塞。2004年6月，武泰闸市场整体搬迁。（摘自《决策咨询》2004年第8期）

　 （实习生 蒋昕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