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中的报国寺，人流熙攘，货品斑杂。它与潘家园相比奇妙之处就在于此：这里，一头连着中国一流的大学者，一头却连着一群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

　　白刃夺“宝”
 
     就在报国寺的商贩们挤在门口为准备抢摊位一拼的同时，京郊昌平东小口，一个大型垃圾场里也在上演一场白刃战。抢夺的目标，是每天运往垃圾场的旧书，具体说，是那些旧书刊里可能隐藏着的珍贵孤本和史料，参战的主角，是一群农民工。
 
     其实这一幕天天都会在这里发生。
 
     每当曙光初现，满载着旧书刊的卡车会从城里驶来。一见有车开到，刚刚还懒懒散散甩着扑克牌的农民工们立刻扔下手中的牌扑过去，三下两下跳上车，掏出刀具割断绳子，划开麻袋。废旧书报携带着一股股霉味，从车上倾泻而下。
 
     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尘土，他们便一头扎进书堆里，飞速地翻检，一个个连眼睫毛上都积满了灰尘。
 
     突然，一个小伙子扒出几本线装书。周围人见状一齐扑了过去，这个扯一本，那个抓一本。眼看辛苦得来的成果就要被人夺走，小伙子急了眼，用手拦着，用身体护着，最后他掏出了刀，奋力挥舞……
 
     “这就是那天被刀划的。”扒完了书，坐下来歇口气的马京生撸起袖子给笔者看，半尺来长的刀疤趴在他的左臂上，褐色的陈血和着黑泥填充了正在愈合的伤口。他告诉笔者，大家为几本“老书”急眼动手是家常饭，用刀互砍也是有的。
 
     北京像东小口这样的收废旧书报的摊点有十几个。像马京生这样的青年农民，就在垃圾场附近租房住。跟着马京生来到他那十几平米的小砖房，只见里面堆满了又脏又破的旧书和字画：明清之际的《扬州十日记》，繁体字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郭沫若在“文革”中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马京生向笔者一一展示自己的藏品。“我攒一段时间，就到潘家园或报国寺旧书市场去卖一次。”

      “捞书就像做股票”
 
     河南人刘訾杰，现在潘家园有一个固定摊位，每月300元租金。他很少往垃圾场跑，主要是在城里转。和文化人说的“淘书”不同，在刘的口里，寻书的过程叫做“捞书”。收到有价值的书，就叫“捡漏”，“我周一到周五在街上捞书，周六周日到潘家园去卖。”

      刘来自河南驻马店，1991年到北京，当过保安，卖过香油，从1996年开始做旧书。“捞书就像做股票，越做越上瘾，”他说。
 
     刘的目标是各个废品回收点。每到一处，开口只问一句：“有老书吗？”一上午下来，二十几个摊点，几乎没什么收获。笔者不解地问道：“这不是瞎跑吗？”“每天混个脸熟，人家有好货才留给你。”
 
     刘的名片是彩色的，正面除了名字，就是手机号码。背面是经营项目。当笔者建议他使用小灵通以节约话费时，刘说，“信号不好会误事。”
 
     干这一行，确实耽误不得。去年春节前，收购点的朋友给刘打电话，说一家出版社装修，扔掉很多旧书。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以三块钱一公斤购得两麻袋书刊。回家一翻，里面夹了一个保存完好的牛皮纸袋，上面工整地写着“1963年”。打开一看，“不得了，居然有两张老舍先生的手稿！”刘瞪大了眼睛告诉笔者。
 
     刘说，他从废品堆里挑出的名人手稿、书信、字画很是不少：郭沫若的信、黄炎培的手稿、沈鹏的字、华君武的漫画、力群的版画……

笔者问道：“那你一定赚了不少钱吧！”小刘摇摇头，“我也有看打眼的时候。”他说，今年年初他收了一幅字，落款“高鄂”。他想，这不是续写曹雪芹《红楼梦》的人吗，便出价8000元将它收下了。后来经行家辨认方知，续写《红楼梦》的是高“鹗”不是高“鄂”。一下就赔出不少。
 
     “淘旧书的人大体上分为三个路子，”商梦熹对笔者说，“跟你转了一天的小刘是一种，跑垃圾站，太苦太脏，也赚不了大钱。第二种人就轻松多了，他们从小刘手里有选择地进书，再到报国寺去卖。不过，这第二种人需要点眼力和文化。第三种人做大买卖，高买高卖。要么到全国各地进货，要么从拍卖会上拍来，一般价钱比较高。他们也不在乎压货，有好东西一压就是四五年。”商梦熹说，第一种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有的盯着老城拆迁，有的盯着出版社、图书馆装修搬家。其中一些人消息很灵通，知道哪家有老学者刚去世，赶快就去捞书。
 
    “旧书刊市场中走势最好的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和连环画。”商告诉笔者，1958年出的66本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已经卖到每套5000元了。

　　淘到一本好书的趣味

     也许有人想不到，就是这样“淘”出的旧书，为诸多学者拓展出意想不到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文化建设与学术进步。

     著名作家阿英说：“淘到一本好书，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淘”字本身就带有“沙里淘金”的意思，探险与趣味都在其中了。
 
    李辉就是在潘家园淘出一座“金矿”的人。1998年，李辉在潘家园获得了一个被他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用不多的钱买下了一大堆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戏剧理论家杜高的个人档案。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经历1957年反右和反右之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释放回家。”李辉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道，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庞杂的世界。批判会上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这份档案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而这些资料，通过正常途径从档案馆里是查不到的。

      经过杜高允许，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2004年1月出版。“得到这份档案真是天意啊！”编著过多部著作的李辉对笔者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书。”